庄里来个算命先生，长袍马褂瓜皮帽，提个装着黄雀的笼子，打着板子（用两块木板击打出声响，人们一听就知道算命先生来了，类似商贩的叫卖声），被赵兴元的母亲恭恭敬敬地请进家门。报上生辰八字后，算命先生伸手掐算一阵子，放出笼子里的黄雀，待它从一堆卦帖中叼出一张，看了看，说：不好呀，你这孩子要有大灾大难了，血光之灾呀。

见母亲大惊失色，算命先生道：老嫂子，你别急，俺给你指条道。让你儿子当兵，就可逢凶化吉，当官发财，你们一家人就等着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吧。

母亲哭了。

赵兴元10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出嫁了，一个哥哥闯关东了，就母亲和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他。13岁的孩子还不是家中的顶梁柱，却是两个小脚女人的全部希望所在呀。鬼子来了，杀人放火，许多年轻人扛枪打仗去了。儿子也要当兵，母亲坚决不同意。“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赵家祖辈没一个当兵的，当兵不但名声不好，枪子也不认人呀？再说了，你才多大个人呀？

可神灵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

13年后，即1951年，母子重逢。望着已经当了副团长的儿子，母亲道：那年那个算命先生，算得还挺准哪。

殊不知，这是13岁的少年一手导演的一出戏。

几次说要当兵，母亲就是不准。闷闷不乐的少年走在街上，听到嗒嗒的打板声，顿生一计，迎上前去，如此这般一说，那算命先生就奔他家去了。

激昂慷慨，

满腔怒火，

看日本一次次侵我山河。

沈阳之变占东北，

淞沪之役民遭劫。

好男儿，前线死，

大丈夫，身报国，

看手中大刀一律新磨。

肥田要用敌人肉，

浇地要用敌人血，

平区区四岛做原野，

供耕作！

这是“七七”事变前，赵兴元读义学时，老师文志远创作并教唱的一首《好男儿》。

文老师，还有个王老师，都是从城里来的受过教育的20多岁的热血青年，留着乡下人罕见的分头，讲着乡下人没听过的名词、道理。讲列强侵略，瓜分中国；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把东北变成侵略扩张的战争基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们现在还小，但中国的未来是你们的。你们要发愤读书，告别愚昧，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才能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有时讲着讲着，就激昂慷慨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三民主义，吾党吾宗”的国民党党歌兼中华民国国歌。

十多岁的孩子，许多道理听不大懂，有些却是一点就透。而到未出1个月，就耳闻目睹了3场血案时，也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你不抗战，就只有任人屠杀、宰割，这道理还用讲吗？现在就看你的胆量、血性和中国人的良知了。

没想到的是，参军未扛枪，当了勤务兵。

邻居魏书涛，20多岁，参军后回家办什么事。赵兴元叫他大哥，说你带俺去队伍上吧。魏书涛摸着他的脑袋，说，还没支枪高，队伍不会要的。赵兴元说，咱庄多少比俺高的人，摔跤都摔不过俺，咱俩不也差点打个平手吗？

赵兴元从小能干活，父亲去世后就更不用说了。不光是肯出力气，还善于用脑子，割草打柴、给人插秧，一般大的孩子都没他快。至于下河抓鱼、上树掏鸟蛋、男孩子都喜爱的摔跤游戏，比他大的都服他。可到了游击队，人家看他年纪小，个又小，就让他给特务队长当了勤务兵。

他不知道这勤务兵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天，就说：俺要拿枪打鬼子。

队长高培元三角眼一瞪：没三个大钱加块豆腐高，还要打鬼子？俺看你小子是不乐意伺候老子吧？告诉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是为抗战出力了。

高培元是司令高松坡的侄子。高松坡是明水区区长，济南沦陷后，拉起这支队伍，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抗日游击队第18梯队，又称“高松坡支队”。最多时，有几千人，当地许多爱国人士都投奔这支队伍，像文志远老师就在司令部当秘书。高松坡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也来了，部下也纷纷效仿。一些人就是想挎支盒子炮，在乱世中混出个头脸。不过，在1941年高松坡投敌当汉奸前，这支队伍还是抗战的，当然也反共。

特务队又叫警卫连，主要是保卫司令部、侦察、搞情报。高培元不到30岁，中等个头，瘦瘦的，脸色青灰，一看就是个大烟鬼。这人胆大，会点武功，是个亡命徒，特别是抽足大烟后，生死不怕，成天牛皮哄哄的，谁也不服，就听他叔叔高松坡的。他跟胶济路上的黑道人物、敌伪政权中的两面人物，混得挺熟，好多把兄弟。半夜三更摸进汉奸家，掏出情报，把汉奸干掉。化装成赶集的，打鬼子、汉奸黑枪，把集市闹得鸡飞狗跳。打鬼子是条汉子，打麻将汉子几条。几个当官的原来就是麻友，带着麻将投军的，嗜赌如命，成宿地打，眼睛熬得像兔子眼睛似的，通红。

赵兴元就得跟着熬。烧水、沏茶、打手巾把子，饿了再给弄吃的。赢了，看人家心情好，瞅工夫打个盹儿，有时还赏个角儿八分的。输了，你就提心吊胆去吧，手巾把子不凉也凉，不烫也烫，随时可能摔到你脸上。若露出点不满，拳脚就上来了。不管人家什么时候睡够了醒来，洗脸水、漱口水就得摆在那儿。

这兵当得还不如赌馆那跑腿打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