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确实不是很乐观。上万亿的租金已经有一大批人在吃了，这些人是反对改革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算旧账，要用智慧去降低改革的阻力。举一个简单例子，国有土地被某些人免费耕种换得收入，但由于不交地租、免费使用，生产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要从这些人手中拿回土地，还不能让他们饿肚子，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拍卖这些土地，把地租分给原来的职工。拍卖以后新的所有者会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来弥补改革成本，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制度改过来了。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这些老人享受了没关系，让他们当地主；但是这样的地主在宪政意义上是没有子孙后代的，二三十年以后就会消失，我们的改革也就顺利了。

王鲁湘：有一个网友问：涉及自然资源租金问题时，我发现利益团体至少分成了好几层，首先是中央政府，然后是一级一级的地方政府，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单位，最后每一个公民也都要求有自己的一块利益。这个关系怎么处理？

盛洪：关键还在于租金到底归谁。但是“国有”这个概念比较复杂，涉及中央、省、市好几个层次，不过还是可以具体分析安排，比如中央拿多少、省拿多少、市拿多少，可以深入研究然后提出成熟方案。

提问一：您认为目前的《反垄断法》草案对解决国有自然资源租金流失问题有没有突破？

盛洪：《反垄断法》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它绕开了对国有资源型垄断企业的限制。所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这些资源型垄断企业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而且《反垄断法》也没有直接针对租金问题，现在要想用《反垄断法》去起诉一个资源型垄断企业，是缺乏力度的。当然《反垄断法》出台比不出台好，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租金改革。

提问二：公共资源租金问题暗含了很多利益方，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这些利益方可能会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措施可能是激励第三方介入。第三方介入应该采用哪种方式或者从哪个角度介入，才是最合适、最有效率的？

盛洪：政府其实包括很多层次的政府。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我觉得它是有动力进行改革的，但是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与各个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地方政府也有相关的利益关系。比如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影响中央的决策。

解决这种对抗，要看中央政府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能够花多大力气去纠正它。我坚信中央政府如果认清这件事情的真相，会坚决地推行改革。

你刚才讲的第三方介入的想法很好，比如石油这些垄断行业，38号文件规定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了中国土地上所有的石油资源，这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我一直建议要允许更多的企业进入我们的领土、领海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打破现在这个垄断局面。不是直接打破，而是通过市场的力量收回。从改革策略和改革方式上看，第三方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