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创设的产权非常重要，下一步的改革必须确定民间化或市场化的产权方向。因为用国有方式去运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是很麻烦的，比如国资委每年向国有林场、农场征收地租就比较难以实现。我的建议是通过拍卖，由企业或个人去购买国有资源，把它变成一种由交易创设的产权，这样一来国家直接持有的自然资源数量会减少，管理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另外，有必要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市场，促进自然资源的交易。比如可以通过竞价让企业或民间力量来持有石油、煤炭或其他矿藏的矿区开采权。他们竞买了以后还可以再次买卖，形成一个二级交易市场。自由买卖的好处是形成了市场租金，而这个租金反过来能让政府和国有资源的管理者知道，这些国有自然资源到底市值多少。

归根到底，我始终强调国有企业必须交足自然资源的租金。当然交的方法有很多，是一次性买断还是实行年租制，可以具体考虑，重要的是要有交租的行为。其他的国有单位也一样，比如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虽然不是营利性机构，但也需要把租金纳入财务核算中，以便让我们知道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接下来，要进一步从财政体制角度去考虑租金问题。目前我们实施的是小财政体制，只收税，国企的利润十几年不收，现在开始收也只收很小的一部分。大财政的概念是要把租、税、利全部纳入财政体制，把国有自然资源租金作为法定的财政收入确定下来，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把征收的租金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

最后我想提一个政策建议叫做“收租减税”。如刚才所说的，我们自然资源的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我国GDP的4%，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比例非常之高。如果我们把租金纳入进来，财政收入可以增长20%。但是这样一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会过大，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本来就很快。所以我建议在“收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减税”措施。减税有很多好处，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好办法。尤其是现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外需求迅速减少，我们需要更多地挖掘内需来为国内企业提供市场。“收租减税”既可以纠正我国在租金方面的重大失误，也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王鲁湘：听了盛先生的演讲，我才算比较明白，原来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有一笔租金收入，只不过这笔收入被拿走了。按盛先生说的我算了一笔账，国家应该给我们每个人每年2500块钱的租金，十几年下来欠我们太多了。

盛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一板一眼来做，会有许多具体的情况需要变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本本主义，就可能遭遇到对改革更为强烈的抵制与对抗。中国的经验是：今天我们知道错了，要比不知道好；我们不期待把以前的拿回来，但是从今天起必须改正。过去错了十几年，没关系，往后的时间是无穷的。所以我更主张对以前不要过多追究，但是从今天开始要能把问题说清楚，要提出改革方案，坚决地去改正，避免以后的错误。

王鲁湘：牛津大学一位经济学家说，应该把资源收入--也就是租金这部分资金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供应私人裙带政治。但是在某些地区和国家，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来为私人裙带政治服务的，比如用这些钱拉选票、行贿受贿。我们的租金使用是不是也和腐败有密切关系？

盛洪：中国目前的现象表面看起来并不是腐败，因为都是堂而皇之的，经过了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而且这些人自己也不认为是腐败，因为他们不是为个人或者亲戚捞什么好处，而是为了整个利益集团。但是我想强调，这种性质更恶劣。因为为自己谋利益的性质非常清楚，一旦败露就要进监狱；而为了利益集团谋利益，对公共利益虽然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不会因此进监狱。

王鲁湘：自然资源所有权收益的流失是经济上的损失，但更严重的是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它是对宪法和法制精神的损害。

盛洪：宪法规定我们以公有制为基础，我们的土地、矿藏都是国有的。这不仅是具体的产权规定，还包含了某些理念、信仰和追求。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对公有制的极大亵渎，是对宪法的颠覆，所以这不单是上万亿租金的问题，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王鲁湘：您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遇到特别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