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城市化浪潮

严格来讲，中国有两次城市化的浪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国，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至今。第一次城市化浪潮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显然来势凶猛。如今中国各大沿海城市都存在着大量流动人口，农民进城这个趋势势不可挡，并且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这是无论未来施用何种政策都回不去的定局。

中国这两次城市化浪潮，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相比，稍有不同。无论是欧洲国家从封建制走向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还是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受人诟病的城市化，都与中国当年及今天的城市化有所不同。中国城市化的特色是与传统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农村实际上是一个双重网络的社会，第一重为社会网络，即宗族乡社之间血缘的邻里网络；第二重为市场网络，即由城及乡的集市贸易网络。这个双重网络是中国农村的一大特色，并且与农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一个农民的全部生产生活必须依赖他的宗亲网络，在民间互助的社会里完成；而他输出的产品则要通过集市贸易的网络完成；平日里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香火会、戏班娱乐也需要一个集体代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一个农民能够逃出这个网络。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存在这个网络。上海是第一轮城市化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从1860年的一个小县城，摇身变成为1920年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了当时仅次于东京的远东摩登大都市。在这个瞬间膨胀的城市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很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研究清末民初的上海，会发现上海的职业很奇特，是分层、分地域，而且分亲族的。比方当时的宁波人就是钱庄的化身，相当一部分钱庄老板和学徒都是宁波人；澡堂和理发店等服务行业是扬州和镇江人开办的；扛包和拉车的则是苏北人。不难发现，原来农村的网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平移到了城里，并按照原来的网络进行了城市化。这个平移的好处是，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时能够有一个缓冲带，不会因为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而感到无助，还能够依靠原有的网络实现互助。比方说法租界扩张的时候，法国人以“妨碍公共卫生”之名禁止市民在公所门口停放棺材，民众就敢抗议，敢跟外国人打，他们背后依靠的就是乡村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