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网络社会瓦解

在第一轮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网络平移或上移到了城市，这虽然是一个无政府管理的过程，但是民间自发的管理基本上还是保证了城市的有序，当时的农民可以沿着原来的网络走进城里，生存下来。但是到了第二轮工业化浪潮的时候，网络就不复存在了。

为什么不复存在了呢？建国以来，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国实现了所谓“全能主义社会控制”的模式，就是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城和乡都是两回事，都可以称之为二元，但是中国的“城乡二元”还是有不一样的意义。

中国的“二元”是封闭的，城里人不去乡下，乡下人进不了城里。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民基本被封闭在农村，固定在土地上，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就是他们的归属，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当兵、提干或上学，否则祖祖辈辈就在这个地方。

城里人也如此，一般都封闭在单位、街道和居委会里头。居民的食品、医疗和教育等福利也完全是按照属地，也就是计划经济的地图来进行。社会管理也是如此，当年派出所要破案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一个地方出现了陌生人，居委会老太太马上就报告了。一个户口，一个粮食关系，把所有中国人封闭在两个空间里，一个城里，一个乡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成为两个世界里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

城乡二元结构是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重要前提。农村与农民，城市与市民，甚至城市的管理者都适应了这种二元结构，人们都习惯了把自己装在格子里。但是来势凶猛的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把这些冲垮了。大批农民涌入了城市，涌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城市打工，他们进城以后，却无法像当年那样实现乡村网络的平移。过去，这个网络里的结点--乡绅等地方精英，他们从乡村的精英变成城市的精英，从乡下的乡绅变成城里的老板--不见了，按照亲缘、血缘和地缘脉络走的网络不存在了，即使有也是片段的、肢解的。连带着的后果是，再也没有群体力量能够为农民维权了。

所以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一个特色是：农民大量进城，大量成为工人，却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精英不再，网络失灵，城里的工会对他们不予理会，农民的工资被压得非常低，权益受到大量吞噬。还是到了近几年，由于各种NGO组织的介入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呼吁，再加上农民工自发产生的一些组织，才让农民工维权有了一点眉目。但是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工都处于无助状态，这种无助便是农村网络社会瓦解的结果。

在中国，城里人对农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排斥，因为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身份和待遇差异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已经固化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民的敌意和歧视。但奇妙的是，在广州、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城里人实际上早就离不开这些农民了。毫不夸张地讲，农民如果真的走了，这些城市马上就会变成臭城、死城、垃圾城，所有的事情都会停摆。因此，城里人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立在加剧，依赖也在加剧，两种情绪扭结在一起，使得很多事情都很难办。维持结构难、动态管理难，这是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的两难。

就说美国，美国居民想去本国任何地方都能随便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像当地居民一样生活。这种动态管理显然我们还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思想上的问题、行动上的问题，也有技术上的问题。如黄仁宇先生说的，我们还不能够实现从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在经济方面。在美国，公民的每一笔收入都会被监控，都得报税，不报税就会出问题。但在中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连收入都无法监控，更何况人的活动呢？所以在中国现行的管理模式下，我们很难解决人口的动态化管理，尤其是在珠三角一些治安状况很差的地方，哪怕城市管理者给每个人身上都安上摄像头，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