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星期五是最难熬的：距离自由是如此之近。“杀了我吧。”

“没门儿。”琳赛夹紧我的胳膊，“不能让我最好的朋友还没有嘿咻过就死掉。”

在上前两节课——艺术和AHAP（大学预修美国历史；历史一直是我的强项）——的时候，我才收到五枝玫瑰，不过我没那么大压力，虽然周艾琳从她男朋友伊恩·杜维尔那儿收到四枝玫瑰的事有点惹恼了我，我也不打算要求罗布也这样做，并且我觉得这样做有失公平，人们会认为你有很多朋友，实际上可没这么多。

上化学课时，提厄尼先生宣布要进行一次突击测验，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1）四周以来的家庭作业，我没有弄懂里面的一个字（好吧，我承认第一周过后我就放弃了）；（2）提厄尼先生总是威胁说要把我们不及格的情况打电话告诉大学新生入学委员会，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还没被大学录取。我不确定他是来真的，还是只想让高年级的学生守规矩，但是，决不能让一位有法西斯倾向的老师毁了我进入波士顿大学的机会。

更糟的是，我坐在劳伦·罗奈特旁边，她可能是全班唯一一个比我还搞不懂这些题目的人。

实际上，今年我的化学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不是因为我突然顿悟了质子-电子相互作用的原理。我的平均成绩是A- 应该归功于杰里米·鲍尔，他长得比我瘦，呼气总有一股玉米片的味道，不过，他让我抄他的家庭作业，考试的时候特意把他的桌子靠近我的桌子几英寸，这样我就能偷瞄到他的答案而不会引起注意。不幸的是，在上提厄尼的课之前，我去小解，同时和艾丽碰头——我们总是在第四节课（她上生物课，我上化学课）之前去厕所见面——当我进教室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平时坐的杰里米旁边的那个座位被人占了。

提厄尼先生的测验有三个问题，我连一道题的答案都编不出来。一旁的劳伦折起卷子，舌头从两排牙齿中间伸出来，她在思考的时候总摆出这种模样。她的第一个答案看上去很不错：写得工整认真，绝非那种当你不知道该答什么的时候的胡涂乱画，希望字迹足够潦草能够蒙混过关（这一招从来不管用）。我想起上周提厄尼先生曾经督促劳伦提高成绩，可能她加倍努力学习过了。

我从劳伦的身后瞟过去，抄下两道题的答案——我对这件事的技术性掌握得很好——这时提厄尼先生喊道：“还剩三分钟。”他的语调很戏剧化，就像给电影配画外音似的，他下巴上的肥肉也跟着晃动起来。

劳伦似乎已经做完题目，正在检查，可是她的身子前倾，我看不到第三题的答案。我盯着答答转动的钟表秒针——“两分~~~三十~~~秒”提厄尼语调深沉地说——我向前一趴，拿钢笔戳戳劳伦。她吃惊地抬起头，我有好几年没和她说话了，她脸上闪过一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表情。

钢笔。我不出声地说。

她看上去挺为难地瞥了一眼提厄尼，幸亏后者正在研究他的课本。

“什么？”她小声问。

我拿着钢笔连比带画，试图让她明白我用完了墨水，她呆呆地盯着我，有那么一瞬间工夫，我非常想伸出胳膊摇晃她——“两~~~分钟”——不过最后她的表情豁然开朗，咧嘴笑了起来，那高兴劲儿好像找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一样。恕我直言，世界上存在呆瓜和理解力迟钝的人简直是一种浪费，你至少应该会弹贝多芬的曲子或者赢得州里举办的拼写比赛或者考入哈佛大学，才值得如此高兴。

劳伦俯身在包里翻找钢笔的时候，我抄下了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甚至忘记了刚才跟她借过钢笔，经她小声提醒我才想起来。

“三~~~十~~~秒~~~”

“给你。”

我从她手中接过笔，钢笔一头被人啃过：恶心。我迅速给她一个微笑，把头扭到一边，但是，过了一秒钟，她轻声问：“好用吗？”

我看了她一眼，以便让她明白现在打搅别人的是她而不是我，我猜她可能又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钢笔，好用吗？”她提高了一点音量。

提厄尼把课本摔在讲桌上，动静很大，我们差点跳起来。

“罗奈特小姐，”他咆哮着盯着劳伦，“你在我的测验课上说话？”

劳伦脸色通红，看看我又看看老师，舔着嘴唇。我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她有气无力地说。

“够了。”他站起来，嘴巴夸张地扭曲着，胳膊交叉在胸前。我觉得他要对劳伦说点什么，因为他杀气腾腾地瞪了她一眼，不过，最后他只是简单地说：“时间到，停笔。”

我把钢笔还给劳伦，可是她没接。

“你留着吧。”她说。

“不，谢谢你。”我倾身向前，用两根手指捏着它，在劳伦的桌子上方晃动。可她的手藏在桌子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