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出版业开放多了，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1949 年以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或海外的老辈文人的东西。一来他们白话文的文法与今天大陆流行的不同，二来他们自幼便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对中国典籍和西方文学驾轻就熟，两者糅合起来，使得他们的文体读起来非常特别，比如这本《吴鲁芹散文选》。

吴先生可谓是早一辈的民国文人，191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去了美国，后半生基本上都在美国度过。他的文章近两年开始在大陆出版，这本《吴鲁芹散文选》是由他的学生齐邦媛编的。

吴鲁芹的散文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文字特别。他们那一代人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比今天的白话文有味道。那种味道源于一种深厚的古文训练基础，在遣词造句时会自然地渗透出来，无论引一诗或一典故，读起来都好像天衣无缝。

同时他又有点过去“论语派”文人的风格，非常幽默。比如《置电话记》写当年电话这个东西刚刚在台湾出现，他太太有一天跟他说“我们家是不是也该装电话了”，然后两个人讨论该不该装的问题，他不置可否。但过了一会，太太又重述了一遍：“那样的话，就方便多了。”她当然是很希望装的。

作者说，这同其他议案一样，本可以无疾而终，但是不知怎么，这次毫不热烈的讨论给小姐（吴鲁芹的女儿）听到了，而且好像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小姐说“我们早就该装的”。早在什么时候呢？小姐当时的十足年龄是六岁有半，然而同别的二十世纪的进步家庭一样，儿童是明天国家的主人翁，是今天吾家的主人翁，主人翁的话虽然不一定有分量，但是年幼无知，记忆力特强，而且似乎已受到不达目的而不止的革命熏陶，时时会提醒起议而未决的案件来，使无情时光的流泻并无助于拖延，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总要比独白来得更为理直气壮。

这样简单家常的一件事，作者写来却丝毫不使人感到啰嗦，因为这些句子的延伸并不是为了修饰而纯粹是去造句。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大概是小学学造句作文学坏了，有一种造句训练叫延长句式，把一句本来简单的话拼命延长，结果很容易形成一种累赘的文风。而吴鲁芹的文章古朴清简，即使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很长，也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有趣，一层一层新意叠加上去，不断衍生。

吴鲁芹是大学教授，颇有学问，但他总爱说自己是个俗人。

“说老实话，我手边的钱若仅够糊口，一定先买大饼，次及典籍。我大约生来就缺少诗人气质，起早，通常是为了赶路，不是为了看花；虽然也喜欢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到该睡的时候，还是蒙头大睡，并不会舍不得室外的清光；总而言之，是个俗人。……当年将近二十岁的时候，照说是诗人气质占上风的年纪，但是记得有一次，在一本《牛津诗选》与一个月的伙食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形之下，我还是毫不犹豫先缴清了伙食钱。

“因为自己写散文，所以就特别关心散文问题。有篇《散文何以式微》，认为无论西文还是中文，都已经出现了散文式微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打岔’的时代，无论晨昏，都随时有‘打岔’的事和‘打岔’的人。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

这番话说得真好，我完全赞成。三十多年前他看到的问题，到今天似乎愈演愈烈了。

吴鲁芹喜欢拿文人开玩笑，《论读书人与怀才不遇》里说，不管是见到木匠、瓦匠还是理发匠，只要面呈怀才不遇之色，口出怀才不遇之牢骚者，大约都读过一点书，都能动动笔，是个读书人。这并不是坏事。问题是，他们都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又自以为有治国平天下之才，于是眼睛就只会巴巴地往高处看了……

《文人与无行》又说，“其实文人若真有无行之处，他的无行便在其能为别人的无行做掩饰。从替死人做墓志铭，进步到替活人做墓志铭。”这话说得太好了，看看我们今天的文章，有多少人写东西是在为活人做墓志铭呢？

（主讲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