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忘录》1979年在法国出版，一出世便引起西方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也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时的捷克政府以此书非法出版为由，剥夺了米兰·昆德拉的国籍，不过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他驰名国际的文学家声誉。这本书曾荣获法国文坛的最高荣誉“梅第奇大奖”（Premio Médicis）。

小说的开篇这样写道：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是克莱门蒂斯。当时正下着雪，天气很冷，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便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了，从前克莱门蒂斯站的地方只剩下了宫殿的一堵空墙。但是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还有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顶皮帽，那可是无法抹去的。《笑忘录》讲述了七个故事，其中第四个《失落的信》是核心，因为从这一章开始，女主人公塔米娜出现了。昆德拉说，塔米娜是我所有作品中最让我牵挂的女人，这本书就是为她而写的，她是主要人物也是主要听众，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她的故事的变奏。

塔米娜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是一个流亡西欧的捷克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丈夫趁着参加旅游团的机会逃离了家乡。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参加旅行团的时候，没敢带上恋爱时的通信和塔米娜的笔记本，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以后肯定会被没收的住房中，而是放在了婆婆家里。

不久，塔米娜的丈夫在国外病故了，塔米娜流落到法国一个外省城市当咖啡馆女招待。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丈夫的书信还有自己的笔记从国内带出来。她的女朋友皮皮和一个追求她的男人雨果都曾慷慨许愿要帮助她，但没人理解为什么她如此牵挂这些东西。雨果以为那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塔米娜为了显示这些书信、笔记的重要，并没有加以否认。其实，那只是塔米娜和丈夫恋爱结婚过程中的私人信件和个人日记，这是她精神世界里最宝贵的记忆，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无可救药地忘却过去。

关于记忆，书中有一段感人的描写，那是一个父亲的故事。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渐渐丧失了言语能力，起初只是记不起某些单词，后来就只能说出很少的字了。每次他想要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往往会回到同一句话--“真奇怪”。当他说“真奇怪”时，眼中流露出的却是知晓一切却什么也说不出口的深深诧异。昆德拉写到：“有些人一无所知，却掌握着大量的词语，而另外一些人无所不知，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在另一个故事中，男主人公米雷克也想找回自己落在老情人手里的书信，不过他是为了避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受到法律惩罚才这样做的。但是他的老情人兹德娜却坚决不肯把当年的情书还给米雷克。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永远少不了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他笔下的两性关系又常常与时代政治瓜葛在一起。他写道，米雷克和兹德娜第一次做爱时，兹德娜便神情阴郁一脸不快，并对他做爱的方式非常不满意，她批评米雷克说：“你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这简直是一种羞辱，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于是米雷克为了找回政治上的尊严，从第二天开始就表现出一副激情迸发的样子，佯装粗暴地在兹德娜身上运动着，还不时发出长长的低沉的吼叫。

昆德拉说，那就像一只狗在和主人的拖鞋争斗一样。然而米雷克惊讶地发现身下的那个女人非常冷静，她毫无声息，几乎无动于衷。原来这个女人也跟米雷克一样，在性爱中搅和了各种与政治立场及道德形象有关的东西。

在两个人关系的深度隐秘中，也有着个性里不可告人的软弱。兹德娜故意摆出的严正姿态，恰恰是出于对比她年轻的男孩的一种痴情。所以她才要在政治上打垮对方的自尊心，想长期作为对方的政治监护人而拴住对方的爱情。而米雷克对于这个大鼻子女人的爱源于一种内在的胆怯，不是对于政治危险的胆怯，而是因为性格的懦弱。他不敢接近漂亮女人，甚至觉得自己连这个丑陋的女人都配不上。

米兰·昆德拉总能在小说中出奇制胜，揭示出人性中最微妙、最隐秘、最特殊的东西来。《笑忘录》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人们常常说起的一般只是它的第一部，它是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而其实最有趣的是另一部，是一大群男人想要占有却始终没能得手的女人，那也是一部痛心疾首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如果还有第三部的话，那就是另一群神秘得令人不安的女人，我们喜欢她们，她们也喜欢我们，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占有她们，因为她们与我们的关系处在边界的另一边。

（主讲　吕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