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导论 我们可以成为天才吗(3)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 作者:薛涌


也正是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在本书中尽可能综合美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把自己训练成“半个天才”、“半个盖茨”提供若干参照。我希望,那些急于求职的大学生,那些野心勃勃的白领,那些在学术界、媒体、艺术界等诸多领域奋斗的人,能够面对这些科学研究和调查的事实,更有效地设计自己的人生战略。记住,这不是如今无所不在的励志,而是“引经据典”的讨论。虽然我希望这本书读起来如同小说一样顺畅,但我从不想减弱其学术色彩。这也是本书充满了注释的原因。我无非是想证明,关于天才培养这种题目,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谜团,完全超出了个人经验所能解释的范畴。我尽可能总结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找到一二线索,已经很满意了。我在本书中的所言,并非自己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着相当的研究、采访,乃至心理学实验、医学技术(解剖、X光片、脑电图等)所揭示的事实作为基础。

开宗明义后,我不妨再就上面所提到的三点展开论述。

在西方的传统中,对天才的信仰根深蒂固。比如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一直有所谓“上帝赋予的才能”之说。甚至有“当上帝给了你禀赋后,你想拒绝也不可能”的说法。这大致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突然成为先知、圣徒的原因。中国文化中也不乏类似的信念。一个放牛娃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状元,一个不成器的富家子弟则不管请了多少家教、上了多少班,就是连个秀才也考不取。近代科学崛起后,天才成了严肃的科学研究的题目。这方面开创性的著作,大概要数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进化论的启发下于1869年完成的名著《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他通过对《泰晤士报》上的成功人士讣告的量化分析,发现英国的几个大家族为社会贡献的人才不成比例地多,由此提出了天才遗传说。虽然学界对他的成果颇有怀疑,但是达尔文对他的研究大加激奖,并在自己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加以引用。高尔顿则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优生学”,希望通过正确的联姻来改良人种。后来“优生学”因为被纳粹所利用而声名狼藉,不过,对先天智商的信仰并没有消失。当今在欧美相当流行的各种测验,包括“美国的高考”SAT,研究生考试GRE,都是建立在智商学说基础上的测试。1994年,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Richard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协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共同出版的爆炸性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也坚称:智商是先天的,在人口中有固定的分布规律,还没有证据证明能够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当然,这本书一下子就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的目标。我们不妨把这派的学说视为“天才论”。

与这种“天才论”的传统相对立,“培养论”,即认为才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一派,在战后渐渐崛起,如今即使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至少也和“天才论”分庭抗礼并略占优势。这里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对美国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 。他总结了三种理论。第一种是传统理论,把人分为学得好的和学得坏的,即我们所谓的聪明学生和笨学生。学生之间这种能力的高低,通过简单的测试就能衡量出来,因此必须因材施教。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教育系统就是以此为基础构筑的,比如考试、升学等。前述《钟曲线》的作者就坚信,智商达不到一定程度就不应该上大学。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要不要上大学,先要看你是不是读书的料。第二种理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崛起,把学生分为学得快的和学得慢的。那些学得慢的人,或者我们所谓的脑子慢的人,掌握同样的知识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帮助。但是,只要他们有了这些额外的时间,获得了这些特别的帮助,他们就能和那些脑子快的人一样掌握和运用同样复杂的知识。布鲁姆自己发展出来的是第三种理论。他承认学生的表现有非常大的不同。但这主要是因为每个学生的心理和知识背景不同,而学校总是几十人一个班进行统一教育。那些心理和知识背景正好适合这种统一教学的学生进步快,不适合的则进步慢。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心理和知识背景的教育,则学生们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一句话,学生表现的差异主要是教学问题,不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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