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一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一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