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

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做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时髦，大家张口闭口“纯文学”，但课程设置其实有许多还是政治课性质的。比如“文学理论”，“马列文论”，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课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演绎。还有门“民间文学”，滔滔不绝地讲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文学的大道理。把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来会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么读实在让人有一种“入土”的感觉。

不过，当时的一个好处就是班级大。仅文学专业就53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和三十几人的汉语班一起上，几十人挤一个阶梯教室，老师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另外，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非常知道珍惜读书机会，上课很少不来的。几个人溜走，一般无伤大雅。特别是政治课，因为是最大的公共课，规模也是最大的。不仅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上，有时还和外系学生到大礼堂上过。这时逃课就更方便了。在逃课的全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刚逃课时，逃一次就觉得自己赚一次。但逃到后来，就觉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去一次就觉得自己亏一次。所以，逃课总是越逃越凶，甚至有些每周上两次的课，我一学期就去过两三次（包括考试）。最初考试前的总复习还去，后来连这种课也懒得听了。

一个学期不上课，考试蒙混过关按说比较困难。其实未必。第一，政治课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经是几进宫了，你不可能完全不会。只要不图得优，一般都能安然过关。第二，实在不行，同学还可以帮忙。关键是要坐在努力学习的同学边上。在阶梯教室里几十人考试，老师只长了两只眼睛，盯不过来，下手很容易。

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中共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略，要尽可能把相关的“点”写进去。判卷总是按点计分，有一点没有写会扣分，但多写了一点不相关的东西甚至错的东西一般也不扣分。可是，一道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题把我难住了。我看看老吴，他也在那里犯虚。我只好把别的题做完，等着他。等他下笔后，我往他卷子上一瞟，但见他写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一看心里就暗笑：这课扯淡是扯淡，但不会这么便宜你吧。光讲“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肯定不够，总要有几条具体的政策。看来他是靠不住的。我定下神来自己想：那时共产党要团结谁、孤立谁？这么一分析，真还记起不少内容，于是独立完成了这道题。

后来考试成绩下来了，老吴拿了个良，我竟然拿了个优。老吴那几天一直在宿舍里仰天发牢骚：“党呵，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的呀！我可是老老实实地上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这小子一学期没有上课，考试抄我的，怎么能让他拿优我拿良呢？”我则反唇相讥：“哈哈，党冤枉你当反革命，下农村那么多年，看来你还是不觉悟呀。仅仅相信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理解党。看看，我理解党，所以党给我了一个优。你光相信有什么用？”老吴还是气不过，他到毕业时还在说：在所有老师中，就是那个党史老师最没有水平。

其实那个党史老师不错，至少是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上政治课是难为大家，从来不会和谁过不去。但另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似乎把不来上课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执意要惩罚一下。我一个学期没有上他的课。一进考场，就觉得他认出我来：“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学也是从中学就学，不上课不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一般还是能混过去的。要避免的就是被他盯上。对我最大的危险是：我交卷子时他认出我，然后在我卷子上做个记号，那我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做完题，一直在等待。等到五六个同学都去交卷子时，我迅速跟上去，把自己的卷子和其他同学的一起递过去。我感觉到当时他确实要抓住我，但眼前五六张卷子晃动，他看花了，几乎不可能不搞混。我心情紧张地走出教室，算定自己大概会过这一关。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个和我一起交卷的女生不及格。老师肯定把人和卷子对错号了。当时几乎考试没有不及格的。这实在是件很大的事情。那女生一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事发后心里非常难过委屈，还给老师写信澄清。老师大概也终于明白自己的“阶级敌人”抓错了。后来那女生顺利通过补考，我则一直不清楚她倒霉是否是因为我，心里多少有些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