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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世界”不是个笑话:小我的社会观(3)

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 作者:王千马


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样存在于富有争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场问题上。环保作家冯永锋曾写道,海淀区市政管委会的官员声称“垃圾焚烧场运行了,臭味就消除了”,然而居民们回应说:“填埋场都无法兑现规划上的诺言,你让我怎么相信焚烧厂是安全的?”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的专家,赵章元评审了很多省份的焚烧设施。大量的实际勘察与资料分析后,他逐渐坚定了反对焚烧的立场。让他最头疼的是,焚烧派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焚烧炉商,是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中国推销他的产品,因为在他们国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部分人是国内的项目承担者,他们或者承担某地区垃圾焚烧任务,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第三部分人则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赵章元则提醒,业主有过激情绪是难以避免的,政府部门应给予理解。“你要在我们家门口建垃圾场啊,污染得那么严重!”他曾经看到六里屯的小孩子很可怜,戴着防毒面具,说“很难受”;还曾看到六里屯维权的老人无奈地说:我们老了,死就死了,我们的孩子呢?他认为,如果坚持垃圾焚烧道路的话,这场争论会越来越尖锐。“我不提倡尖锐化,我们要坐下来谈,不要总搞背对背。”

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部门政府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六里屯附近的很多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这样维权的时候更有底气。“但他们懒得做,一听说焚烧炉又要建,就急了。”

其实,这样直接把问题推给政府,何尝不是一种简单粗暴?

番禺的年轻人为何成“年度人物”

2009年底,新锐杂志《南都周刊》将“广州年度人物”的奖项,颁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番禺人。颁奖词意味深长:这是一场独具一格而又意蕴丰厚的维权,从维权者方面而言,没有成型的组织,没有公认的带头人,没有封路、跳桥和暴力袭警,更没有燃烧瓶和自焚。而从政府方面而言,没有“一小撮”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政府自始至终承认民众维权合法正当,承认垃圾焚烧项目必须取得民意的认同。综合媒体的报道,番禺人维权的过程简述如下:

9月24日,媒体首先报道会江村将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始,中间经历数千人签名意见书上交到广州市环卫局,央视等中央媒体介入,番禺维权事件的舆论不断升级,但令人意外的是,1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强硬表示:“垃圾焚烧将坚定不移地推进。”

11月23日,在市城管委进行关于垃圾焚烧的接访的那天,一个将被铭记的公民行动发生了。

根据《南都周刊》的报道,“23日的那个早晨,五六百平方米的城管委大楼门前,站满了人,白发苍苍的老人,面戴口罩的美女,身怀六甲的准妈妈,都一同大声喊着口号。大家并不在乎能否被领导接见,他们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就是最大力度地表达了意见。”

“10时许,人群开始自发转向广州市政府。10点半,人群到达市政府门口。人流越聚越多,高峰时有逾千人在现场。人群喊出了这次维权活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我们不要被代表’。”

下午两点半,政府开始要求民众撤离,这时候,充分表现公民素质的另一幕发生了。一位戴着口罩的业主拿起话筒呼吁:“走的时候请带上你身边的垃圾,尽量分好类再扔到垃圾桶里面,不要再产生无谓的垃圾!”

随后,数百市民陆续离开接访现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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