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是，信息与个体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貌似有用的信息似乎都让你心动和行动，但真的与个体生命的实践和理想都有关系吗？处理信息是我们的一种能力，仿佛计算机似的，你能分拣、索引和整合全世界奔流到你眼前脚下的信息；但人与计算机不同的是，人是意义动物，创新是为了意义，反思更是为了意义，那么，分拣、索引、整合就不是无意义的手挥五弦，“哥”心中理应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成竹在胸，甚至理应有目送飞鸿的玄远和淡定。

《孟子·离娄》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老子》曰：“无为无不为”，都是告知人需要取舍，目的是完成自己的理想即生命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管理学上的“目标管理”--这是我们面对信息爆炸时代的一个常识。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不明白这个信息时代的格局以及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就在那里人云亦云的赶集似的考证、考研、考公务员，并且由于中国天然的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均衡、现阶段房价等生活成本过高以及一系列体制性的瓶颈，一眼看去青年人群显得灰头土脸，仿佛又需用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八字真言来概括其状况和面貌了；只是这里的“不争”，首先是常识缺乏，不懂得根据意义和目标合理处理信息，导致手脚并用照样跌得颇鼻青脸肿，一点点放弃了个体尊严。

人放弃尊严是最糟糕的。中国社会的很多指标破底线就是放弃人的尊严之后的多米诺效应。并且放弃了尊严的还会以“做稳了奴才”的优势嘲笑没放弃的，要知道，只要对方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所做的人生选择，哪怕他打算捡破烂，都不应当嘲笑，并多半总有他成功的一天。这也就是我敬重西方社会的地方，他们对穷艺术家的尊重，或者至少是最起码的尊重其选择的自由，令我们知道文明的差距有时候就是人性整体状况的差距。

其次，我相信依然会有年轻人来控诉他们作为高学历拥有者的现实不公。这就是我想说的“知识”问题。“知识就是力量”，弗兰西斯·培根的话不但是欧洲十六七世纪之交科学时代将全面展示辉煌的号角，其实也揭示了知识对于构建人类崭新社会并修正精神系统的作用。但就是这位第一个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伟大的哲学家、现代科学调查（而非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演绎）的实证主义倡导者，在他的生涯中，他没有因为富有知识、具备显赫的爵位和官职而免除他担任国家大法官时期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命运。培根作为法官，却接受了当事人的“礼物”，这是道德操守和职业操守的违规，哪怕他没有因此干预判决，但都已违反了常识和律法。有趣的是，培根在服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是这五十年来英国最正义的法官，但给我的定罪却是这两百年来议会所做的最正义的谴责。”这话是一个有常识、有文化的公民的交代。对比起我们现在的不少贪官污吏，显得磊落光明得多。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知识不代表高层次的文化修养，也未必代表基本层次的精神常识，知识在不用做促进人的精神探究和反思的时候，更多的仅仅指向物质常识或者概念意义。换言之，有知识不代表有常识，更不代表有文化。

在这个问题上，韩寒有几个通俗易懂的说法我很喜欢。最近，他接受《亚洲周刊》专访就媒体问及他越来越“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时，表述道：“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中国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这小子一直很有现代公民相，说话也比以前漂亮--这个你比较他的博客上的杂文就知道，成书后收在《可爱的洪水猛兽》中的议论比此前《杂的文》精神就更丰厚一点--而中国人确实特别喜欢站队伍，也就是韩寒说的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这几乎都是国民性了；站对了跟上好老大了飞黄腾达，否则前程和性命都未必佳。所以，传统中国有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朋党”现象，人们往往不走常识的道，而走派性的道，不提倡独立性，特别喜欢拉帮结派、权力寻租，所以很难生根开花出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个体”。而此类“独立”“自由”之现代个体精神，鲁迅也在20世纪初以“任个人而排众数，剖物质而张灵明”作出过精准的描述。于是，在一个不分对错只有立场的人文传统中，必然会导致常识系统这样那样的被遮蔽，因为利益关系盖过了事物清清爽爽、本本然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