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大会体现了第三点原因在全世界范围的困境。如果说中国人以前要应对的主要是前两个意义上的困境的话，今天还得介入并承担世界发展模式的困境与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当然可以“不高兴”，“祸”主要不是我惹的（当然，三十年来中国人也同样有点“先破坏后建设”的无知无畏式的不悔之心吧），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实挺利欲熏心的，过着做老大的日子，却公然冒犯大自然的规律给全球人民造祸，现在还“二”着想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替罪；但再怎么不高兴，《2012》是全球的，你避无可避。

我这么执著地提这个由气候引起的话题，是想告诉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不只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还要求我们解决世界的问题；不只要解决现代的问题，还要求解决后现代的问题；不只要让中国迈进经济富庶的大国行列，还要求让中国迈进生态和人文大国的行列。所以，西方在“金融危机”的前提下呼吁中国发挥“引擎”和“领导”作用，含义是比较复杂的，但其中包括了中国人应提出和参与世界发展模式设计的积极信号。而在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困顿的时刻，谁都有责任和机遇创造新的价值，造就人类精神的还原和解放--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你，怎么还可以是匍匐在错误的轨道上与卡在那儿将死的生命为伍，以为自己是渺小如寄生物的一代？就是你，历史给予你压力和荣光，叫你重建常识和精神指向，成为务实地提出转舵方案的一代！这就是我要讲常识重建，讲世界虽然有常识，但当今需要整合新的参照和方向来重塑的意思。

我在新浪“围脖”上看到曾子墨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最早在哪一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和普华永道都预测2020年，高盛则判断是2027年。我所关心的是，当这一天或早或晚到来，中国会向世界输出什么样的价值，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价值可以向世界输出。我说的曾子墨的问题（简称“曾氏问题”）当然不是前面那个有问号的地方，而恰恰是结尾那个没打问号打了句号的“天问”。价值？这个问题比常识形而上一点儿，但可以这么说，常识重建和新建的那部分，价值问题就很重要，它参与决定哪些必须进入常识系统，引导未来人类以及中国人的生活。

那么，一套价值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文化自信和文化创生，决定了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有靠谱的常识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文明，决定了你可能不走捷径、不上错车、不做历史的缩头乌龟而提供了有效的转舵方案和精神出路。孔子有价值、老子有价值、基督耶稣有价值、释迦牟尼有价值；新教伦理有价值、文艺复兴有价值、启蒙主义有价值、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有价值、五四运动和民国自由主义文人有价值--我们有没有？我们未来有没有？2020年能不能有？2027年能不能有？--你说中国IT业有价值？但至少目前还是比尔·盖茨的时代吧，主导价值是他的；你说中国文学有价值？但至少我们的作家还都在奔“诺奖”而去吧，主导价值是他们的；你说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输出已经大获成功？且不说这里头最近大家议论纷纷的费用问题，但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出个孔子吧。

新浪“围脖”上同样有好友对这个“曾氏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勤奋得令我感动。学者赵煜堃兄（微博名“@纯属个人观点”）常常以学问的底气议论风生，予我启发，兹节录他的一些观点：美国凭借实用主义摆脱了欧洲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建立起自己的开拓性思想。而中国的技术权贵，对建立中国的哲学思想缺乏兴趣，遑论价值观输出了。孔子学院这样的创举，到了执行者手中成了敛财的门道，买办的便利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一点蝇头小利，这哪里还谈得上崇尚气节，还奢谈什么价值观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