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教育美其名曰接轨西方，争创世界“一流”，结果却左右彷徨，不中不西，没有灵魂。一种自身灵魂不安的教育还能教给学生什么安身立命？我曾经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百年焦虑与当代心学》中说过：“苛刻地讲，在今天教育几乎有罪大恶极之嫌。”可巧的是，当时我做那篇长文，专门有一节是写常识和教育的，标题名就叫“重回常识”。因为那些意见和感触并未改变，除了我当时没有特别指明的新青年必须要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常识以外，别的意思就不再另费辞章了，引录如下：回到常识在今天成了一个当务之急，这多少有些尴尬，但并无别的捷径。中国近代以来就是因为总想取捷径，每一次的选择都很功利，才失去了奠立人文根基的诸多良机。

回到常识对当代人而言，至少是回到一、历史认知的常识；二、价值观的常识；三、心性的常识；四、人文艺术作用的常识这四端。

历史认知的常识包括我们对中西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的领会，尤其需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焦虑问题有深切的体味。由此思考超越焦虑的可能性。

价值观的常识包括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然后理性地养成我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尊重他人价值的观念。

心性的常识包括我们的自知然后知人、知心。明白心灵的作用是感受一切真善美的唯一工具，因此必须清晰地找到它的所在并时常做拂拭的功夫，这就是心性的修养。而一切真善美由于出自我们的心性，因此它又是灵明的本体。

人文艺术作用的常识包括我们由于具备了上述的常识后，必然会意识到人文艺术所探索和表现的正是健康心智与和谐社会所期待的必要元素，因此必须尊敬这些探索和表现，有兴趣参与这些探索和表现，实现人类以文学为心，以艺术为心，以人文为心，以捍卫真善美的自由为心的理想。

这样的常识认知也许是老生常谈，但“知”和“行”是两码事，何况现在“知”（常识）也逐渐缺乏，底线的日益沦陷就是明证。所以如何转识成智都还是遥遥迢迢的问题。

这中间教育的责任最大，苛刻地讲，在今天教育几乎有罪大恶极之嫌。20世纪初还有蔡元培这样一代学养人格兼备，责任感和气魄都属一流的教育家兼容并包，为教育安身立命，而今却严重倒退；同样，一个世纪前的大学乃至中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以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计，而今却往往倒伏在工资福利、职称职务、量化指标、升学率和应试教育的实用功利下，冤怨相报，难有尽期。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缺乏上述的常识，你怎么能让学生有常识呢？！因此，在担负教书育人的前线提倡重回常识，也许是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截断横流，种植“心种”的唯一机会。

我经常接触到当下80后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毕业后无法梳理清楚中国历史的朝代谱系，因为喜爱日本消费品而无法理性地认识日本在近代的历史暴行，他们崇拜的同龄作家哪怕剽窃抄袭也拒不认错……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当然没法跟他们讲清楚文学艺术的精神，更不要说百年焦虑和当代心学。但这个责任主要在成人，可以说，孩子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来自成人。我们为父兄的在常识上有缺陷，孩子们就一定会有缺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人文艺术工作者缺乏像当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省意识，缺乏像鲁迅这样写《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的文学家暨公共知识分子，而当年哪怕徐志摩这样的浪漫才子还常常要写写《自剖》这样的文章。（这是不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进行必要反思造成了精神领域的又一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