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另一位当时年轻一辈的学术大师钱钟书，1929年以数学不及格，中英文特优而破格入清华读书，在清华期间他读书更是“横扫图书馆”，清华教授们常默许钱钟书可以不上课，吴宓还请其代教授课；他去国外读书也立意不在学位（虽有副博士学位），其通十数种外国语言且口音纯正往往连使用该语言的老外都自叹不如，他每每对别国典籍甚至二三流作家诗人的作品都能背诵如流，恰如夏志清所言，真“当代第一博学鸿儒”。

又，史学大师、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就是一小学学历的人，他自述：“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照样成就学界奉为“一代宗师”的位置。

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与季羡林并称北京大学东语系两个台柱子的金克木，同样是个没学历的学术名宿。他的英、法、德、世界语，都是年轻的时候游历中国大江南北期间自学的，1941年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并跟了和尚学者学习梵、巴利、印地、乌尔都语，结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哲学、文学、天文学、数学上都有精研或爱好颇深。他晚年用大量的文字来讲各种人类学问的“通”和“俗”，我现在想来，无疑就是在以常识说学问，以学问训常识。

--说这些离我们不算遥远的人物，是要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充满自信地选择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对于有常识做底盘的人来说，年轻恰恰是他们兴奋的自由选择和尝试的快乐场。换句话说，你没有常识，你就无法真的自信；而没有自信，你就没法自由选择--如果你连“玩”都不会，真可惜了天赋人权。

陈丹青、梁文道、刘瑜、韩寒都是常识家

这几年国内大众阅读所推崇的作者与书籍，现在回头一看，除了一堆为财富、为励志、为娱乐、为生活实用的以外，俨然有一片天地是“为常识”的。虽不必过度诠释说，这是老百姓意识到常识缺乏而期望常识补课的意思，但比较实在地讲，至少这类重视社会理念缔结和社会生活批评的书并不就那么讨人厌。

作者中，有人标举了“常识”这个名目，如梁文道。在他以《常识》一书风靡大陆之前，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位香港凤凰传媒的知道分子，是一位有学者修养的媒体人，仪态颇儒雅有神，尤其是光头和眼镜，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人不以常识二字标举，但所说所做不外此二字的，比如在梁文道前的陈丹青。可以说，最近几年大陆知识阶层形成比较普遍的议论常识的风气，跟陈丹青的一系列言行也有一定关系。

2004年10月，陈丹青向聘他为博导的清华大学正式提出辞呈，原因是无法苟同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忧愤于专业优秀的学生因种种所谓照顾公平的政治、英语考试而与研究生教育无缘的事实。“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陈丹青在他给清华美术学院的辞呈中如此表达：我“至今不能认同现行的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他在另一份《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2004年）》中，他详细展开了这一说法：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从教育的荒谬出发，陈丹青此后的《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三书的大量文章、访谈、对话广泛地涉及了中国当今社会诸多乖谬的事实，并凌厉地刺破其真相。但就像他在《访谈杂录》里收的一则对话：问：张鸣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你，他说你在辞职的时候对教育提出了很多看法，但其实都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