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对，没用。因为它不是教育问题，是权力问题。教育问题可以商量，权力问题没商量，你闹别扭？滚一边儿去吧！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领域，其实大家都看得明白，其中困境虽如鲁迅所言的“无物之阵”，但独立之个体首先所能做的也就是从各自的方位去刺破谎言，提出更为合理先进的方案。

当然，由于长期瞒和骗的堆积，我们基本的民智受损严重，很多合理先进的方案其实只是常识性的方案--说到此，令我想起五六年前身边的一件小事，我们家所在的居委会“例行公事”地推荐区级人大代表候选人，表格上列了六位，要求的是差额最多勾选四位。中国的很多差额选举往往已经有所指示，排序就是一种指示，前四位多半是推荐大家勾选的对象，后二位更多是陪太子读书。另一个问题是，这六位候选人与大多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无交集，我们的制度也不需候选人拜票、演讲，所以我们大抵不认识他们。居委会的人员对一脸茫然的居民有所暗示，可以随便勾，可以选前面的。我那时麻木在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中，听命勾选，而我身边另一名与我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也很快一勾而就，只听得居委会的人大声说：“咦，你怎么都给他们打了叉，一个也不勾！”那名年轻人平静地甩了一句：“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我怎么好乱勾？你们要我勾，我就都叉掉。”那位年轻人走后，我听见居委会的人员都在议论和讪笑，表示这人怪七怪八，是个不通情理的家伙。我却从此将这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觉得那位年轻的居民所说的不就是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常识吗？但我们的生活秩序却取消了这种常识的合理和先进，陷入了瞒和骗的乖谬行为的误区。

而事实上，年轻人理应拥有真诚直率、刺破“皇帝的新装”的能力。韩寒，早在十年以前，就以一个“问题少年”的形象表露了他具有天赋的个体精神领悟和批判力。文学的韩寒通过新概念作文、《三重门》直至《他的国》的小说创作慢慢突进，他在此道的尝试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不能说做到非常优秀，但其实很是踏实认真，并不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言的“没有进步”“不如他出道时的小说”；批判者、青年思想者的韩寒则是通过他的教育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更为耀眼地深入人心。

现在公众津津乐道的韩寒就是后者的韩寒，这个韩寒锋芒、机智、幽默、刻薄，有公共关怀，有刻意独树一帜的青年叙事者和批判者的方式、口吻，同时，这种形象的成功又为他赢得了信息与传媒时代中的文化明星效应，达到了批判当代文化的同时又满足公众文化消费的狡黠的统一。

我觉得，这本身没有什么错，韩寒立意在做他自己，明确个人的独立“识辨”不可褫夺、个人的言论自由不可遮蔽的强烈的个体自由精神；而他聪明地利用多媒体渠道和社会明星效应，不但用年轻的技术和载体完成自己的言论过程，也为自己支撑了有利的保护屏障。

我基本赞成韩寒所做的努力。他至今所做的，完全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当代新青年特征，关于生活模式的自我塑造和选择（他退学、他赛车、他写作、他发言），人生规划的自我完成（用退学节省的时间给自我教育以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用赛车证明中国青年甚至原先被认定为文学青年的，同样可以在弱项上不断精进，为民族争一席之地；用写作说明文学是应该被尊重和不断尝试出新的；用言论表达我们还可以怎样为本来应该很常态的生活方式求得它自身的位置）。

2009年6月16日，梁文道来杭做讲座，我帮他做学术主持并面对公众做了四十分钟的对话。也就在那次我俩的对话中，说到了后来被坊间盛传的誉韩寒是“当代鲁迅”的话题。这个意思我很早就跟身边的朋友说起，我的一个想法是，韩寒言论和杂文的两个特征很似鲁迅的作风，一个是常常能精准而巧妙地击到现象的痛处，另一个是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6月16日的对话中，我把这个想法向文道提出来，我说“韩寒是个当代鲁迅风的人物”，文道立即回应“你的想法和我的完全一样。我也想说韩寒风格近似鲁迅……”也因此，当后来观众提问问及梁文道是否会加入中国作协这样的组织时，他说“如果韩寒做作协主席，我愿意加入；只不过韩寒好像说过，他做中国作协，明天就会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