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说，中国要想复兴，必须复教，即恢复孔孟之义。但这种复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克己复礼，宋恕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春秋》是集中阐述儒学要义的一部儒学经典著述，《易经》也是孔子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宋恕却说：“王介甫谓‘《春秋》
　　
　　为断烂朝报’，天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语无意成一巧对。”他认为，礼从人生的需要向强权崇拜的转换——“以法乱儒”是汉儒叔孙通完成的。（“自叔孙通采秦仪，媚汉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礼遂不得复见，赵宋后更盛；而白种诸国君臣相接，犹存古礼，首宜则效。”）
　　
　　在宋恕的心目中，我国士人心目中的“三代”，在现实中已经跟西方、日本等同。这虽然是很多晚清读书人的想法儿，但可以说只有宋恕有效地把儒学的家国天下转向了全球，即承认理想的社会不仅在遥远的三代，而且在切近相邻的欧美、日本。梁启超称宋为“黎洲以后一天民”，谭嗣同称宋为“卑之犹可后王师”，都看到了宋恕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宋恕同时代的变法家很少能站在与生活世界等高的共同体上来思考全球秩序的，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宋恕认识到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制是反人类的。但对宋恕来说，如此认知，并不必然地全然否定我们的儒家文明，也不必变本加厉地抱持儒家原教旨主义。宋恕晚年对朋友说过，夏曾佑贬孔太武断，康有为尊孔也太武断，在他眼里，孔子是一叙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原理，并且向往天下大同的大志士。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宋恕在当时上层士人心中分量极重。1892年，宋恕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夸奖他是“海内奇才”，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争失败后，宋恕离开天津寓居上海，整理著作，为中国变法寻找理论基础，他说自己永远站在穷人一边（“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此后，他在上海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叶瀚等大批维新派人物，并和张焕纶、孙宝瑄、胡惟志、章炳麟等人经常在一起，成为上海维新派的理论核心。孙宝瑄叹其为“旷世之大儒”，并尊之为师，谭嗣同在赠诗里赞为“后王师”。影响历史的《光绪皇帝罪己诏》就是由宋恕起草的。
　　
　　但宋在历史上的影响显然不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从一个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来说，在为我国变法提供思想资源方面，宋恕的影响也不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无法跟邻国日本的福泽谕吉相比。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宋恕自己的话来说，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庄生曰：“哀莫大于心死！”宋恕曰：“悲莫大于人荒！心死之极，流血千龄而不稍动恻；人荒之极，纵横万里而不得一士。”宋恕在我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时期，甚至说是豪杰之士辈出的时代，却有“人荒”之叹，跟王照的话如出一辙。（“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
　　
　　宋恕的感慨也跟英国人密尔的著名问题惊人一致：“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这也是宋恕看重历史的原因，历史学家罗志田承认，“宋恕对史学的重视远超过当时其他人。”宋恕给后世人的经验是，学子应用六分之一的时间读经、子、集书，而用六分之五的时间读史书。他的女儿十一岁时才开始识字，每天识四十个字，且解释字义，用《十三经集字》一书，半年后她就能读小说《三国演义》。她读《左传》后就能写几百字的东西，又读《国语》、《史记菁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以至于宋恕的女儿一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杭州求是书院总理陆太史对宋恕说：“令爱才名久满此间”。1903年，宋恕在上海，认为上海的才女都不及宋昭，说，“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
　　
　　一代大师，救国不成，教女倒有大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