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写作时间，比上一章要早十多年。我在本章中所考虑的是一个略有不同但或许更为基础的问题：分析和直觉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到商业世界，也即“幕僚”与“领导”（或称为规划者和管理者）之间漫长、间或紧张的关系。前两篇文章来自多年的研究与思考；而这第三篇文章，却出于一时的冲动。1975年夏天，我在法国西南部的佩里戈尔地区，读到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的《意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一篇阐述人类大脑分为两个半球的通俗文章。虽然当时这些发现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我来说，它们为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亏了生物学家，直觉才重返“人世”。这个事实实在是个有趣的讽刺。你瞧，直觉本应当是个心理概念，但为了让人们把自己当成优秀的科学家，大多数心理学家早就怠慢了它，甚至可以说彻底忽视了它。毕竟，对意识层面（conscious mind）来说，直觉是个难以理解的思维过程，他们该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它呢？后来出现了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这样真正的科学家（就是用解剖刀一类的东西切开生理组织的那种科学家），他们重新发现了直觉—而它其实一直藏在人类大脑的右半球！

在阅读奥恩斯坦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原来一直推崇直觉，并把它从各种古怪而又隐秘的地方揪了出来。这跟主流管理著作（至少是学术理论界）不太一样，它们极为强调分析在组织（尤其是受所谓职业化管理的组织）中的作用，甚至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我猛地想到了“左脑规划，右脑管理”这个标题，接着才写出了文章（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先写好文章再想标题的）。按惯例，我总是会反反复复修改多次，才把稿子交给编辑，并由他们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可1976年在佩里戈尔的小农场中，我几乎是一搁笔就将本章交给《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

在中东的民间传说中，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纳斯鲁丁的人，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一个朋友路过，问他：“纳斯鲁丁，你丢了什么呀？”

“钥匙掉了，”纳斯鲁丁说。

于是朋友也跪下来，跟他一起找。找了一阵，朋友问：“你到底是在哪儿丢的钥匙啊？”

“家里，”纳斯鲁丁说。

“那为什么要在这儿找啊？”

“因为这儿比我家里亮堂多啦。”

这个小故事具有一种永恒的神秘感染力，并跟下文有着莫大联系。但且先让我撇开它一会儿，提几个长久以来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一些既简单也神秘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一些人会既聪明又愚钝，极为擅长从事某些精神活动，却又如此不擅长从事另外一些？一些创新能力最强的思想家连资产负债表也理解不了，一些会计又对产品设计一窍不通，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才华横溢的管理学家处理不好组织政治，而一些对玩弄政治最拿手的人，却似乎理解不了管理学中最简单的原理？

?第二：为什么人们有时读到或学到一些显而易见、早就知道的东西，会表现出如此的惊讶？比如说，一名管理者读到一篇有关制定决策的新文章。该文的每个部分，或许此前并未见诸报端，但他肯定早就知道—可他为什么如此兴奋呢？

?其三：为什么在组织中，至少是在组织高层，正式规划和非正式管理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呢？为什么没有哪种规划和分析技术，能对高层管理者行使职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我希望下文能围绕“人类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这一主题，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解答。之后，我会回到纳斯鲁丁的故事上，根据我自己的研究，阐明它对管理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