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1958年我国积累率从上年的24.9%一下跃到33.9%，严重积压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基本建设拨款预算从1957年的40.7%增加到1958年的56%，使原料、设备、能源过度分散使用。1958年重工业产值增长78.8%，农业产值仅增2.4%，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工业和交通运输之间比例失调，以及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之间等矛盾重重。企业管理混乱，工业产品质量低，就钢铁质量来说，没有多少合格的产品。国家和人民公社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其他工业品的质量也受到极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农村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加上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使得农村粮食极度缺乏，人员外流严重、得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城市也发生严重的缺粮缺菜问题，市场供应紧张，各地纷纷告急。中央连续发出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以应付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局面。

1960年6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8月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以解决近几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的问题。8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认为李富春突出的调整、巩固和提高的意见正确，并且加上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后，全国经济进入三年调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