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天津同仁堂为张益堂创建，坐落于繁华的针市街，背靠商船如织的南运河，地处得天独厚的黄金地段。

那是1861年，王孟英编撰的《随息居饮食谱》问世，内里记载着几种药酒的配方、制法和疗效。同以往不同的是，它不是以黄酒为酒基，提出用烧酒做药酒，说烧酒可增加药料有效成分的溶解。张益堂读后，如获至宝，拨出20多人组成药酒房，开发药酒生产。而制造药酒的烧酒，决定用家门口大口胡同永丰玉烧锅的酒。

这是十年前张益堂眼看着创办起来的烧锅，酿酒用的高梁像小山一样堆在胡同口的海河边上，酒坛子更是难以计数。烧锅东家叫朱亦韩，跟张益堂素有往来。朱掌柜见张益堂来说要用白酒造药酒，拍着手连连叫好，他说：“我这白酒腿长着啦，远到南洋群岛，包销的是永利威商行。等你药酒造出来，也可以顺水行船，试着往南洋卖卖。”张益堂闻言眼睛一亮，欣喜地说：“那还得仰仗仁兄从中斡旋。”“说远了吧。”朱亦韩笑道：“往南洋卖你的药酒，内里不也是多卖一份我的白酒嘛!”二人相对大笑起来。

一段时间，张益堂把精力都用在药酒研制上。他吸收明朝以来《扶寿精方》、《医方集解》等药书的精髓，在制法上改冷浸为热浸，通过提高浸渍温度使药料组织软化膨胀，加快溶解和扩散速度，促使有效成分的浸出。用这种方法，张益堂做出了虎骨酒、参茸酒、五加皮酒、史国公酒等多种药酒。为了保持药酒效力的稳定和增强，在灌装时，他又有意把药粒或胶状物保存在瓶底，成为“混汁”状态的特色药酒。

果然，药酒随白酒到了南洋，销量慢慢超过了白酒。因为身受风寒湿邪外侵的华人华侨知道，药酒有除湿祛寒、追风定痛、强筋壮骨、调气和血的功效，是白酒无法企及的。以华人刘棹堂为经理的美国旧金山永德公司，也把药酒引到了美国，并享有极高信誉，成为美国海关进口免检产品。从同治末年（1875年)以来，单是发往永德公司和永利威公司的混汁虎骨酒，每月近百箱。同时，对港澳和东北亚地区还开展了邮购业务，订货少则几十箱，多达上千箱。

特别是台湾高雄的庄松荣，每年定期运来福建的地道药材荔枝核和桂园肉，从后门河边直接运走药酒和成药。随着药酒出口的发展，天津同仁堂与美国花旗、比利时华比、日本正金、南洋新华等外资银行，建立了汇兑关系。

民国初年，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为药店提写匾额。张益堂的次子张体乾过生日那天，是长子张如侨特意派人派车把华士奎从意租界新居接过来的，为的是请他挥毫为同仁堂写块新匾，想借翰林之手写的牌匾，给字号增添活力和生气。

生日宴会上，华士奎见到许多久未谋面的熟人，胸中乡情亲情涌动，兴之所致运笔不凡，尺半大的“天津同仁堂”五个字写得峻伟端凝，黑匾金字甚是耀眼。药店两侧悬挂冲天牌，上下联书：同仁堂精制多种丸散膏丹参茸药酒

同仁堂精选南北各地生熟地道药材挂匾那天，犹如过年，店伙计敲锣打鼓、燃鞭放炮，门前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鼓掌声、喝彩声接连不断。

后来，张益堂的孙辈们都已长大成人，在柜上独当一面，心气很盛。特别是恩鸿、继午、恩瑞、恩禄几人，面对市场上涌入的洋货、洋药，产生了改进出口药酒包装的想法。几个人一起商量设计，分头跑印刷厂、制罐厂、草编厂、制瓶厂，最终形成了酒瓶外边有草编护套，护套外边有圆形铁罐的出口包装。以红黑为主色的“天工”商标，印制精美，夺人眼光。

张氏后人继往开来，天津同仁堂壮大发展。自天津开埠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本来夏霖秋潦、地势洼下的城厢东南地区，到民国二十年前后，已经是层楼四起，道路宽平，行人蚁聚蜂屯，货物堆积如山。在租界地形成了商业繁华区，天津的经济中心随之南移。原先在估衣街、竹竿巷的商号，许多都迁到了租界地改字号经营。

看到这个形势，在体乾故去后执掌堂印的张恩鸿、张继午跟张恩禄等兄弟商定，在法租界二十四路与日租界常盘街交口处的西向，租赁一处门脸房，开设同仁堂分号，以求扩大。经过装修和布置，于1933年10月20日开张。

分号与总号的门面不同的是，店铺大门两侧增添有了二个陈列橱窗：左边橱窗里摆着几个红绒里儿、锦缎面的长方形盒，内装人参、鹿茸、贡桂、沉香等贵重药材；一旁放着羚羊角、穿山甲和龟的标本。右边橱窗，错落有致地陈列着贴着金字药签的白兰花瓷瓶，大的是药酒，小的是膏药；一旁的木台上，摆着白蜡皮烫金字的人参鹿茸丸、安宫牛黄丸、活络丹，还有京墨、紫雪、万应锭。由于老天津人视城厢为上，南门以外地区为下。因此，称针市街老店为上号，分店为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