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50年，刘少奇同安子文等人谈话时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

刘少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厌其烦地鼓励剥削，当然经过慎重考虑。他的意思，是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刘少奇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读。《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发表文章说：“刘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或减少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同时职工会也对工人进行了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积极发展生产，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

薄一波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薄一波认为，刘少奇讲话的本意是要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难以避免。雇佣关系发展了，可以使更多工人就业，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在当时如果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将导致生产被破坏，工人失业。

时隔不久，围绕刘少奇天津讲话，党内发生风波。先是，5月31日，刘少奇从天津回来之后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①

但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天津讲话抄出来四处散布，指责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说刘少奇向资产阶级投降。

事情一直闹到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才算解决。这个会议揭露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与错误。

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说：“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

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②

然而，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翻在地，红卫兵把天津讲话又拿出来批判，重复着高岗的指责，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