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年底公布的数据，2008年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2.4%，创下22个月以来新低；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0%，涨幅创近31个月新低。这些物价指数的背后都释放了同样的信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投资的放慢、个人消费意欲的下降都对物价涨幅大幅下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为了抑制中国经济滑入通缩的风险轨道，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了2009年“保增长”的战略目标。2008年12月11日，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着重介绍了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任务。

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都已经适应了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当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我们能否坦然地应对？而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的企业发挥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从事加工贸易，以外汇财富的创造来支撑企业的利润和发展；中国的银行机构习惯从贸易信用中获取稳定的收入来做强自己；中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充分贯彻了中央改革开放的意图，通过各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实现当地财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目标；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和工作上的认真，才能够满足国外市场挑剔的要求，否则，造成了差错就可能断送自己稳定收入的前程，因为庞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给每个人的就业压力是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也在充分听取各个阶层客观上所遇到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机构和个人承担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风险，比如管理好汇率水平、采取结售汇制度、推行出口退税、减免外商投资的激励措施等，从而让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日、德这三个老牌工业国家之后的世界经济第四大国，而近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无人能比。

但是，上述环节是可能发生质变的，比如企业受到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的冲击；银行因为美国次贷危机也受到了贸易信用上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因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却定位不明；《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中国老百姓虽然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拿到了人人称道的经济实惠，但同时也开始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而担忧起自己的未来，预防性的储蓄和资产投资的冲动越来越明显，中国政府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始经历着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它造成了“实”（体经济）衰“虚”（拟经济）旺的不利格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还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让我们开始反思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那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在今天，“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选择的新的增长路径。这个选择能否尽快见效，关键在于我们上上下下能否齐心协力。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能否尽快接纳这样的转变，哪怕每人承担的成本高到出乎自己的预料，大家也愿意同甘共苦。比如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要的企业重组，企业活力的重建所需要的新型稳定的“劳资”关系和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满足国内差异化客户群所需要的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和金融创新能力，（与中央）分“权”不分“家”的政治认同感对地方行政模式所提出的更高的改革要求，老百姓成为自己的救世主所需要的消费文化的转变，这些都有赖于坚定的改革，尤其是在重民生方面，更需要中央政府在公共投资、收入再分配和依法治国等方面有较大的改革和突破。所有这些都是追求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要求新的增长模式立刻就发挥出顶天立地的作用，成为抵御全球金融大海啸冲击的防火墙也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评论中强调需要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之间关系的依据所在。

众所周知，欧美各国在这场金融大海啸面前，不仅其虚拟经济部门受到了重创，其实体经济也遭遇了严酷的寒冬磨砺，不过它至少能通过贸易转移的途径给中国经济带来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美国大众的整体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不断地收缩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开支，进而转向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一市场恰恰是像中国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最具有竞争力的地方。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出口退税过低、人民币升值过快、货币政策过紧而造成大量从事生活用品生产的中小企业放弃了在美国市场获利的机会，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严重下滑的恶劣环境中，就会再度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销售市场，国内就业压力也不能得到缓解，实在是大为可惜。所以，今天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应该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赞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可能带来的另外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国要继续对欧美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奥巴马还是萨科齐，都会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力，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由于贸易结构的差异，中国国内市场的高附加价值产品更多可能会被进口品牌所垄断，所以，贸易逆差将扩大，甚至短时间内还可能会出现低增长、低就业的局面。而且，如果中国的企业在欧美国家的产品结构中缺乏竞争力，那么，沿海城市就可能面临低增长、低就业、高逆差的不利格局。这就涉及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分工中的定位问题！

其次，对目前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和农业大国的中国经济而言，保增长实际上就是保就业。危机关头，外需和内需的动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及时和有力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并且无可厚非。

从“国十条”①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我们也能领会到，目前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应对危机的管理措施，只不过有些措施是希望它短期立刻见效，有些则是出于中期应对危机的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做法跟以往的差不多。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要扶持经济、扶持市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将宏观调控政策用到了极致。另外，为了解决农民工兄弟回乡就业、提高收入的问题，中国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了三农建设的步伐，通过建立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内需，冲销外需严重受阻的不利局面。同时，为了保证不浪费沿海城市3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宝贵的生产和管理资源，中国政府要尽快架起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交通大道，将目前效率严重下降的沿海城市和国外之间的垂直产业链转变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垂直分工的产业链，从而刺激内需增长。再者，为了让企业不因为出口业务中所带来的应收账款的增加或银行融资难度的加大而使自己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造成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增值税的征收方式，重新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在某些出口产品上甚至降低了关税，甚至还将人民币汇率与目前日益增值的美元指数脱钩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竞争优势。而且，政府还努力通过为中小企业创造信用担保渠道等措施来力控企业的生产成本。

虽然我们感到最最重要的中长期战略，比如重民生措施如何落实到实处等还没有被进一步具体化，但是，在国务院“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刺激内需的措施，投资规模很快从中央的4万亿元扩展到了18万亿元！于是，另一个问题自然就浮上水面，那就是，这么快的投入，这么快要求见效，质量会怎样？效果会怎样？专家学者都在进言，千万不能再出现烂尾工程，害民也害国家。这看上去解决了短期的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和谐，但它却会埋下社会更加不和谐的隐患，造成了今后经济结构重新调整所需要的更加巨大的成本！

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是要冷静，越是要讲究科学，一定要监管所谓地方政府的跑步“钱”行。尤其是在短期内，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外需和民生。因为前者能够在当前的局势下见效明显，而后者才是提高全民和中央同心同德的社会基础。因此，即使改善民生的浩大工程不能立刻产生效果，也要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日益加快，无论是住房、医疗、教育还是养老等方面都在一点一点得到明显改善。政府要适当地学会让利于民，千万不能在当前危机中去与民争利。央企上市和三农建设（土地资源的国有化问题）即使能够缓解大量就业问题，也应注意民生改善的这个大问题。这对中国经济整体提高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再者，对各级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和解读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规模性，以及央行和欧美各国一样，千篇一律地继续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等做法，都要加以反思，冷静处理，千万要把握好度和节奏。否则，一旦走过头、好大喜功，救市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出于树政绩的功利性，即使有些做法能缓解短期的就业压力，但也可能会对宝贵的公共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并且严重损害政府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