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依存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很难改变的话，那么，伴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断流入，就必然会在稳定的汇率体系和政府结售汇制度的保护下，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以“外汇占款”形式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即使中国政府也像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不断采取紧缩型货币政策以冲销这一“流动性泛滥”对中国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加息，但是，这无法抑制通胀的增长趋势和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在挽救实体经济避免“硬着陆”问题上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同时也给未来带来了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膨胀日益增加的“后遗症”。而且，这些问题在当前中国贫富分化格局较为严重、金融投资渠道相对较少的状况下，给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向读者阐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冲击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高通胀率在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较大的状况下会使各种矛盾深化，影响社会和谐。同时也指出中国出现的资产泡沫现象，除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呈现出“共同”的货币因素以外，更为关键的是还反映出了中国大众为了改善现在的生活质量和摆脱未来的“后顾之忧”所形成的较为强烈的财富积累和金融投资的愿望，以及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无法承载这种大规模资金入场这一“特殊”的经济结构。于是，笔者也就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政府抑制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艰难性。

本书第二部分的写作意图是很直观的，那就是“就事论事”地去抑制通胀的发展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看上去市场会暂时呈现出收敛的迹象，但是，一旦紧缩型货币政策“退出”，市场就会出现更为强烈的“报复性”价格反弹和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而且，紧缩性货币政策用过头，就会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副作用。因此，中国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引起中国市场“过度反应”的结构性障碍问题。比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缓解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尽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以改善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尽快完成增长方式的改变以推动汇率制度的市场化进程，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要尽快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提高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的能力以保证中国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的积累——从人均收入只有3 000~4 000美元的相对贫困程度发展到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富裕水平，从而真正激活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性转型与升级。

第一篇题为《论“流动性繁荣”的两面性》的文章，向读者展示了“流动性多”是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大家所认为的“流动性泛滥”这一负面作用。所以，只要能够顺利引导“流动性”进入中国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部门，能够借助“流动性”完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建设，能够强化流动性的有效管理，那么，老百姓因为没有投资渠道而集中往一个市场“钻”的被动局面就会大大改观，国际游资来华投机的套利空间也将大大减少，政府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条件也就会逐步形成，从而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也因此会大大提高。

第二篇题为《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的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既是“贸易大国”又是“金融小国”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比如2007年上半年国际经济环境还处于繁荣阶段的时候，中国旺盛的出口不仅使国内整体投资水平日益上升，而且也带来了让宏观调控左右为难的“外汇占款”（流动性过剩）现象。面对这种经济过热的局面，笔者在文中指出，抑制“过剩”产能的结构调整一定要基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的原则，而宏观调控则是为创造中国经济活力所需要的制度建设、产业升级赢得时间而已。

第三篇题为《治理通胀预期的三大政策环节》的文章，向读者强调了在中国治理通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单靠货币政策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文章强调在当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状态中数量调整比贸然采用价格调整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若想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则必须要改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福利和融资环境，为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提供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

第四篇题为《非常时期应对“非常”通胀》的文章，向读者回顾了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泡沫所带来的“成本输入性通胀”的冲击过程。文中笔者提出了8种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尤其强调了这些应对措施的效果还要取决于我们长期推进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是否到位，并且指出后者才是“治本”的方法。

第五篇题为《政府应多给市场发“红包”》的文章，通过东莞政府发红包的案例，向读者分析了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来解决低收入阶层在危机和通胀等不利因素冲击下购买力严重下降这一问题的积极意义。同时，笔者认为简单地进行收入差距的“调整”看似暂时解决了 “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而且，如果支付转移的标准和做法不到位，就会影响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活力，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第六篇题为《我们该如何应对金融大海啸的影响？》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中国政府若想摆脱外需和投资不足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所需采取的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笔者在文中提出了五个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之后，也强调了政府如果想尽快创造“有效需求”来支撑中国的增长和就业，就得在干预市场的过程中处理好“外需”和“内需”、“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保体制完善”、“国有企业”和“民间中小企业”、“银行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市场发展”、“总供给能力”和“总需求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

第七篇题为《“疏”比“抑”好、“疏”比“抑”难！》的文章，向读者描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和近10万亿元银行信贷的投放虽然挽救了中国经济，但却导致出现了一些产业资金大量转向股市和楼市的“资源错配”现象。针对这些不良的“后遗症”如果仅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调控，如加息，可能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复苏。所以，只有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疏导”资金回到实体经济中来，才是解决“虚火过旺”问题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问题环境”，共同来思考中国经济特有的“通胀”与“泡沫”的形成机制，共同来探索传统的宏观调控方法效果不佳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