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路上，我还不断地意识到，在华尔街，到处都是这么聪明的人，而且绝大多数属于数量分析师，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这个人更倾向于发挥直觉。我觉得自己应该在量化研究方面多思考一点，多创造一点，给投资者多一点帮助。实际上，我的所有工作都不是典型的技术分析。尽管我是MTA的第一任主席，但我确实不想被大家称作技术分析师。因此，我们美林证券的这个部门被冠以“市场分析部”的名字，而且我本人也强调我认为更重要的心理学和历史关联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周期。

您对技术分析的了解主要依靠自己还是师从他人呢？

可以说，在技术分析这个领域，我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并不认为技术分析有什么价值。我也是通过实践和我的导师认识了技术分析，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他是我的导师。我还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我后来也逐渐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错的沟通者。要沟通对路，让人们按你的想法去实践，你必须要有所行动。你必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负责美林证券的零售业务，基本属于短期性交易。后来，我意识到应该主动去培养机构性客户。他们有自己的投资组合，要控制成交量，就要求他们必须去发掘重要的长期性趋势。

1968年，我的导师正式退休，我被推选为拥有16名员工的技术部主管，这也是当时华尔街上规模最大的分析团队。每天，我们都要在8点半之前召开部门会议，我们鼓励部门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我一直鼓励身边的每个员工都各有所长，专攻一项。比如说，一个人可以专门负责艾略特波浪，另一个人专攻零股理论或市场周期。这样，部门的每个人都会在各自领域里胜我一筹。尽管他们的贡献都有助于形成合理的观点，但最终还是要有人来决策。虽然你可以有很多行得通的不同观点，但是在股票市场或是资金经营这个问题上，最好的决策往往未必是最一致的决策，因为决策委员会绝对不会去撞运气，因此，集体的观点往往也是最中庸的观点。

我逐渐认识到，我更适合做反面人物，对比市场的表现和投资者及经济学家的市场预期。当他们意见一致时，我却总能找出不一样的观点去反驳他们。于是，我就有了自己的出发点。而且这种观点往往更具本能性，而不拘泥于刻板的量化分析。尽管我至今还喜欢用图表反映事物，但我还是认为，数字只能代表人们对市场的反应。我经常会反问自己，这些数字是否只是某个方向上的极端情况，这些极端情况是否为合理或者能代表投资机会的极端情况，因为它的适当合理能为我们的交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