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里佐利看着其他警察相继离开办公室，这才走向祖克尔。

“我能留下这张照片吗？”她问。

“为什么你想要这张照片？”

“只是一种直觉。”

祖克尔的脸上露出了约翰·马尔科维奇标志性的微笑。“能把这种直觉告诉我吗？”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直觉告诉别人。”

“会带来不幸吗？”

“请允许我保留一些个人隐私。”

“别忘了，这是团队合作调查。”

“笑话，跟我谈什么团队合作。每次我和他们分享我的直觉，荣誉总会归他们。”说完，她拿着照片愤愤地走出会议室，对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或多或少感到有些后悔。但过去的一整天，她不断被男同事们惹恼，接踵而来的嘲讽和轻视刺伤了她的心。当她谈到走访埃莱娜·奥尔蒂斯的话题时，克劳不停打断她的发言。这彻底激怒了她。她把克劳拽出了门，要求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他以典型的男性口吻辱骂道：

“我猜这一刻你等了很久了。”

不，她绝不会把自己的直觉分享给别人。如果他们破不了案，就不会有人取笑她；万一他们抓到了凶手，她也会给予适当的祝福。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观察黛安娜·斯特林的毕业照，当她伸手去取放大镜时，突然发现桌上常放的矿泉水瓶有些异样。水瓶里被人放了东西，她的怒气又不禁翻腾而上。

镇静，她提醒自己，不能让他们得逞。

她没有理会矿泉水瓶和里面令人作呕的东西，把放大镜对准了黛安娜·斯特林的脖子。整个房间出奇的安静。潜意识里，克劳仿佛在注视着她，好像在等着她乱发脾气。

混蛋，我不会让同样的事再次发生。这次我一定要冷静。

她凝视着斯特林的项链。她几乎错过了这条项链，因为最先引起她注意的是斯特林那张迷人的脸，漂亮的颧骨以及卷翘的睫毛，让人过目难忘。现在她转而开始研究起那个精致的吊坠来，一个垂饰像一把锁，另一个则像一把小钥匙。里佐利想，或许这把钥匙能打开我的心门。

她翻了翻桌上的文件，从里面找到几张在埃伦娜·奥尔蒂斯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通过放大镜，她仔细地观察着受害者的躯体。透过死者脖子上的血痂，仍能发现一条金项链的挂痕。两个垂饰留下的印记若隐若现。

她拿起话筒，拨通了验尸官办公室的电话。

“蒂尔尼医生今天下午不在。”他的助理说，“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能帮我查一下埃伦娜·奥尔蒂斯的验尸记录吗？尸检是上周五做的。”

“请你再说得详细点。”

“遇害者被送到太平间时应该戴着一串项链，东西还在你们那儿吗？”

“我去查一下，请稍等。”

里佐利一边敲打着铅笔，一边等待着电话那头的回复。装着脏东西的矿泉水瓶依旧放在她的面前，但她依然安之若素。她的愤怒早已被兴奋所取代，胸中燃起了一股探秘的冲动。

“里佐利探员？”

“我在听。”

“送到停尸房时，的确有一些首饰。包括一副金耳钉、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但都已经被家人领走了。”

“谁来认领的？”

“安娜·加西亚，死者的妹妹。”

“谢谢。”里佐利挂断电话，看了看表。安娜·加西亚住在丹佛郊区，这意味着她不得不加入上下班高峰的车流……

“你知道弗罗斯特去哪儿了吗？”摩尔问。

里佐利吓了一跳，她抬起头，这才发觉摩尔正站在桌旁。“不，我不知道。”

“他在附近吗？”

“我不可能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摩尔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异状。“这是什么？”

“奥尔蒂斯案发现场的照片。”

“不，我问的是瓶子里的东西。”

她抬起头，看见摩尔皱紧了眉头。“看起来像什么？就是一块该死的月经棉，那些人还真有幽默感。”

“我来处理这个。” 说着摩尔拿起了矿泉水瓶。

“嘿，嘿！”她急忙喊道，“摩尔，算了吧！”

摩尔径直走进马凯特警督的办公室，透过玻璃窗，里佐利看到摩尔把装着月经棉的水瓶放在马凯特的桌面上。马凯特转过头，注视着里佐利的方向。

又来了。他们肯定在说那个臭婆娘真是开不得玩笑。

里佐利抓起手提包，收好照片，匆匆冲出重案组。

当她走到电梯口时，听到摩尔在叫她。

“你们不要拿我开玩笑，好不好？”她厉声喊道。

“我没有取笑你，只是你正坐在放有……那个东西的桌子旁边。”

“月经棉。你能不能把这个词大声地说出来？”

“为什么要对我发火？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好了，圣徒托马斯。你可真伟大。我本来就不该抱怨，女人要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必须学会忍气吞声。不管怎样，他们总会在我的档案里写上一条：不如男人干得好。如果我还敢再抱怨的话，马上会有风言风语说我是牢骚大王或胆小鬼。”

“如果你不出声的话，他们就赢了。”

“我试过你的方法，但一点儿用都没有。别对我那么好，行吗？”里佐利背上包，走进电梯。

电梯门从两人面前闭合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刚才说的那些话有点太伤人了。摩尔不该受到指责。他始终那么彬彬有礼，保持着一贯的绅士风度。刚才自己在盛怒中，把组里人给他起的绰号“圣徒托马斯”说了出来，真是太不应该了。她不该伤害一个从不越界、从不骂脏话、从不丧失冷静的警察，。

. 可是，他的私生活却悲惨凄凉。两年前，他的妻子玛丽因罹患脑癌，身体日渐虚弱。她在病床上挣扎了六个月，但直到她去世那天摩尔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一直认为她还会醒过来。现在，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一年半，但他仍然不能面对现实。依然戴着结婚戒指，依然在办公桌上放着妻子的照片。里佐利见过太多同行破裂的婚姻，见过他们桌上不断更换的女人照片。但唯有摩尔的桌上，玛丽的笑脸恒久不变，成为永久的定格。

圣徒托马斯？里佐利愤世嫉俗地摇了摇头，倘若世上真的有圣人，那也一定不是见鬼的警察。

一个希望他活下去，另一个却盼着他早早入土，两人都声称非常爱他。赫尔曼·格沃多夫斯基的儿子和女儿站在父亲的床前，彼此都不愿退让。

“你根本没有照顾过爸爸。”玛里琳责怪道，“我帮他做饭，帮他打扫房间，就连每月的复诊也是我带他去的。你什么时候来看过他？你总是在忙自己的事情。”

“别忘了，我住在洛杉矶，”伊凡吼着，“我有自己的工作。”

“你至少应该一年来看他一次。这很难做到吗？”

“是啊，我不是来了嘛。”

“噢，好吧。大人物总算赶来拯救我们了。你以前从来没有回家探望过父亲，现在却在这里指手画脚。”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会盼着爸爸死。”

“我是不想再让他受苦了。”

“或许你是想不让他花光存款吧。”

玛里琳的脸青筋暴出。“你这个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