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我把车停进车库，走过两条街回到三十五街时，办公室的灯已经灭了。我走上楼梯，看见沃尔夫卧室门缝里还露着一线灯光。我时常纳闷他是怎么把衣服脱掉的，但我知道弗里茨从来没帮过他。弗里茨睡在楼上，与花房隔着一个厅。我和沃尔夫的卧室都在二层，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有自己的浴室和两扇窗户。我在这里住了七年了，这当然是我的家，而且似乎我还会再住七年，甚至二十七年，因为唯一让我动过感情的姑娘另攀高枝了。我也是因此才认识了沃尔夫的，但这故事不该由我来讲，至少不是现在。其中还有一两个疑点有待在将来查清。但是这间房子无疑是我的家。床很大很舒服，有一张桌子，上面有好多抽屉，还有三把椅子，都很宽大舒适。地上还铺着一张真正的好地毯，绝没有一小块脱落，像烤饼上的黄油一样跟着你滑来滑去。墙上挂的画是我自己画的，我觉得选得别具匠心。一幅是弗农山，乔治·华盛顿的家乡；一幅彩色的，画的是狮子的头；另一幅彩色的是有着青草和鲜花的森林。还有一个大大的相框，里面是我父母的照片，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们就双双去世了。此外还有一幅叫做《九月的清晨》的彩色画，画的是一位显然没穿衣服的年轻姑娘，长长的头发垂在了前面，不过那是在卧室里。房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个适合居住的好房子，除了床下的那个嵌在墙上的大电铃，它被隐藏得很好。电铃是连接起来的，因而当沃尔夫打开他屋子里的开关后--他每晚都会这样做--如果有人走进厅里到了离他的门五英尺的范围内，或者碰了他的任何窗户，电铃都会响起。电铃也连着花房的所有门窗。有一次沃尔夫曾对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绝对不是个胆小鬼，只是他极度讨厌被别人触摸，或者被迫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做出快速的动作。我一想到他移动时需要的能量，就很愿意相信他了。不知什么原因，我倒从来没对沃尔夫算不算胆小鬼这种问题产生过兴趣，虽然，如果必须要我说出有什么人比我胆子还小的话，那他是绝对跑不了的。

我从办公室里拿了一份报纸上楼。脱了衣服穿上睡袍和拖鞋后，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椅子里，点上了一支烟，将烟灰缸放在手边，把大学校长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它的标题是这样的：

荷兰大学校长倒在了高尔夫球场上

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猝死

朋友们赶到身旁时，他已经咽了气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占了头版整整一栏以及内页的一栏半。此外还有一篇很长的讣告，有很多大人物发表了评论。这消息本身没什么意思，要不是跟另一个人的失踪有关，倒真是无足轻重。我每天都看报纸，这只是两天前的新闻，而我却根本记不起曾读过它了。五十八岁的荷兰大学校长巴斯托，星期天下午在纽约以北三十英里的普莱森特维尔附近青草地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他们打的是四人对抗赛，另外三人是他的儿子劳伦斯和两位分别叫E.D.金布尔和曼纽尔·金布尔的朋友。在打第四洞时，他突然向前扑倒，脸朝下摔在了地上，挣扎了几秒后就不动弹了。他的球童立刻冲向他，抓住了他的胳膊，但当其他人赶过来时，他已经咽气了。从俱乐部会所中拥来的人群中有一位医生，也是巴斯托的朋友。他和巴斯托的儿子一起将尸体抬上了巴斯托自己的汽车，送回了六英里外巴斯托的家中。这位医生说他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的。

报道的其余部分都是装饰点缀了，全都是关于巴斯托的生平和成就的，有一幅他的照片，还提到他被抬回家时他的夫人怎样崩溃了，而他的儿女们又表现得怎样坚强，诸如此类。我读完第三遍后便哈欠连天了，只好放弃了努力。我能看到的巴斯托之死与卡洛·马费伊之间的唯一联系便是沃尔夫曾问过安娜·菲奥雷是否看见过一根高尔夫球杆，于是我扔掉了报纸，站起身来对自己大声说道："古德温先生，我猜你还没能准备好将这个案子归入结案档案中呢。"然后我喝了杯水，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时，已经将近十点了，因为我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睡足八个小时。当然，沃尔夫是直到十一点才会下楼的。无论何时入睡，他都会在八点钟起床，在自己的屋子里吃早餐，读几份报纸，然后从九点到十一点再在花房里泡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当我穿衣服或洗澡时，会听见打理花草的老霍斯特曼冲他咆哮几句。沃尔夫对于霍斯特曼，就像裁判员对约翰·麦格劳①一样。并非这位老人真的讨厌沃尔夫，我敢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想他一定是担心沃尔夫早已超限的体重碰倒并压坏了兰花。霍斯特曼对这些花草的爱惜丝毫不亚于我对自己的眼睛。他睡在角落里用挡板隔出的一个小屋中，如果他晚上捧着花草踱来踱去，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碟腰子和乳蛋饼，喝了几杯牛奶--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吃早餐，所以坚决不肯让弗里茨为我收拾餐桌--然后到码头附近转了转，呼吸了十分钟新鲜空气。接着回到办公室，收拾一下房间，打开了保险柜，为沃尔夫的钢笔灌上了水，就坐在角落里我自己的桌前处理起文书来。沃尔夫的信我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了他的桌上，这是惯例；没有给我的信。我填写了两三张支票，结清了我的开支簿，我花得并不多，因为前一段实在是没什么事。接着我开始浏览花房记录，以确认霍斯特曼的报告是及时的。就在这时，我听见厨房的门铃响了。一分钟后，弗里茨走进门来，说一个叫奥格雷迪的人想见沃尔夫先生。我接过名片看了看，发现这是个我不认识的人。警察局凶杀重案组的很多人我都很熟，却从未见过这位奥格雷迪。我叫弗里茨领他进来。

奥格雷迪非常年轻，从他的气质和步伐可以看出他一定非常热爱运动。他的眼神不大好看，全神贯注又凶狠好斗。看他打量我的方式，你一定会以为我口袋里装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他问道："你是尼禄·沃尔夫先生？"

我坐在椅子里摆了摆手："请坐。"然后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沃尔夫先生将在十九分钟后下楼。"

他皱起了眉头瞪起了眼。"这事很重要。你难道不能叫他下来吗？我送上名片了，我是凶杀重案组的。"

"是的，我知道，没问题。但还是请坐吧。如果我这会儿去叫他，他会拿东西砸我的。"

他坐下了，我继续看花房记录。有一两次我想问他几句话，拿他打打趣，但只需瞟一眼他的脸就足够了。他太年轻了，肯定是一激就恼。在十九分钟的等待中，他就仿佛坐在教堂里，一言未发。

当沃尔夫走进办公室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沃尔夫缓步从门口走向办公桌，向我问了早安，要我打开另一扇窗户，然后瞟了一眼来访者。在桌前坐下后，他看了看我放在那里的名片，接着看了看信，像银行出纳员点钱一样用手指迅速地点了点信封的角，然后把信件推到了一边，转向了那位警探。

"你是奥格雷迪先生？"

奥格雷迪上前一步。"你是尼禄·沃尔夫先生？"

沃尔夫点了点头。

"好的，沃尔夫先生，我想要你昨天从卡洛·马费伊房中拿走的那些纸件和其他东西。"

"不！"沃尔夫抬起了头，想更好地看看他，"真的吗？那太有意思了，奥格雷迪先生。请坐吧。阿奇，给他拉一把椅子过来。"

"不了，谢谢，我还有事。我只想拿走那些纸，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

"你拿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