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其余部分讨论了这样一些元素对电影的影响，像是要把多数影片建立在这样简单构建的精辟的概念（“高概念”）上的必要性，协同作用的压力（比如说，影片中得用上主打歌以及其他可出售的成分）等等。怀特声称这些发展改变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基本方法，包括它的风格特点。

我认为怀特描述的这些现象更应该被看做是好莱坞传统习俗的强化。首先，所有时代的大多数好莱坞电影都建立在一个容易被概括的观念上。弗兰克·卡普拉的《风云人物》（1946）的故事来源于一张贺卡（我会在第五章重申这个观点）。至于协同作用，大的好莱坞公司经常受市场因素驱使，其市场和宣传品的结合可以追溯到1910年代，其结合的重要性也在稳步增长。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电影业的很多方面无疑都发生了改变。1948年，联邦政府在反垄断行动中战胜了派拉蒙公司，由此发布了一个权力分离法令，这个法令迫使电影业的展映分支从生产/发行公司中分离出来。对那些影片来说，不再有每周销路的保障，而且由于其他休闲娱乐形式的竞争，电影的观众也随之减少。因此，每个电影制片厂都缩减了自身的产量。早期把电影分成A和B的不同级别，现在情形已经不同了：高成本、以明星为召唤力的“大场面”影片与低预算影片混在一起，毫无目的地乱碰运气，其中自然不乏偶尔成为票房王者的“冷门（sleeper）”影片。

同样，1968年美国电影协会由建立在旧的电影拍摄指南基础上的自我调节转变为等级体系，这在处理主流好莱坞电影的主题方面引起了明显的变化。动作电影的增长使得暴力和色情内容变得日益重要，这些电影在国外的流行扩大了好莱坞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

不管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带来的底线混乱还是主题自身的改变，都不意味着基于好莱坞叙事的基本经济体系已发生改变。更确切地说，这些区别本质上都是表面和缺乏体系的。在1983年，电影工业史学家道格拉斯·戈梅里总结说：“尽管所有的专家呼吁‘新好莱坞’，但在197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指出，除了雷电华电影公司，在1970年代末大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依然在掌权，并且自1920年代就开始存在的同样稳固的寡头仍然很有势力，他把这归结于各大公司遍布世界的发行网络、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等因素。1998年初，戈梅里使我确信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米高梅/联美的衰落和大公司转变成集团只是巩固了一小群旧好莱坞公司的统治。在此，我的目的不是调查电影业最近几十年的变化。但吉姆·黑勒在《新好莱坞》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有用而详细的调查，并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好莱坞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看起来与它的前四十年没有什么不同。”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从1969年到1977年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风潮”以及作者电影并不是好莱坞电影叙事发生深刻变化的前兆，而是对电影业产生挥之不去的影响的一段弯路。尽管受到很多批评，像《再见爱丽斯》、《花村》、《横冲直撞大逃亡》和《五部轻松的戏剧》这样的影片只是占好莱坞大公司发行电影的一小部分，当然，这显示了《逍遥骑士》成功后好莱坞在雇用年轻、没有经验的导演与剧作者方面更加自由，但这无疑是它比例平衡而非绝对总额的结果。《逍遥骑士》投资了不到50万就赚了720万，但在《万能金龟车》以1700万取得票房首位的那一年，该片在票房排行榜上仅占第11位。任何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在这一阶段走向衰落的人都应该仔细精读艾迪·德曼·凯的《票房冠军》，该书按年代顺序列出数字，揭示了在这个时代其他获得票房冠军的电影的正常模式：《巴顿将军》（1970）、《爱情故事》（1971）、《教父》（1972）、《海神号遇险记》（1973）、《骗中骗》（1974）、《大白鲨》（1975）、《飞越疯人院》（1976）、《星球大战》（1977）。这些电影中，只有《飞越疯人院》被认为是明显偏离了经典叙事模式。《风流医生俏护士》是其他作者论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取得了1970年的票房第三位。

毫无疑问，在1970年代早期，作者论导演开始故意地以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的颠覆性方式改变好莱坞。在《“电影小子”：电影一代如何接掌好莱坞》（1979年出版，但在1977年已流行）这本具有讽刺性标题的书中，迈克尔·普伊和琳达·米尔斯的话有助于对新生代加以界定。他们引用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描述个人目标的一番话：“他曾经说：‘通向权力并不仅仅是向公司发出挑战，而是先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后向它挑战、再背叛它。’”与科波拉同时代的一些导演的确把他视作这次挑战的领袖，他在1969年成立的美国西洋镜电影公司走向了非主流电影的生产，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对话》和维姆?文德斯的《哈姆雷特》。

在采访派普和米尔斯时，一些年轻导演流露出他们正在从制片商老板手中夺取权力的自大感：　　

“我们是那些松露猪，”乔治·卢卡斯说，“正是我们找到了埋藏在泥土中的珍贵的松露。你可以束缚我们、控制我们，但我们是挖出金矿的人。那些坐在行政大楼里的人是做不到这些的。现在的制片厂是集团公司，经营它们的人都是官僚主义者。对制作电影，他们和银行家知道的一样多。他们只知道像真正的房地产经纪人那样处理问题。他们服从公司的法令；每个人问他自己每个决定将会怎样影响他的工作。他们参加聚会，雇用那些识人的人。但是权力属于我们，我们真正知道怎样制作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