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卡夫卡》现象及其背后（译者序）

秦刚

“疗愈”（し）在日语中是一个派生出来的新词，它最初进入日本年度流行语排行榜是在1999年。其用法诸如“疗愈”型风景、“疗愈”型音乐、“疗愈”型漫画等等，由此派生出一种全新的事物修饰和分类。与许多昙花一现的流行新词不同，这个词汇的流传不只限于年轻群体，同时渗透至老、中、幼各个年龄层。而且在媒体和商业的联手造势之下，追逐“疗愈”之风此后三四年间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在世纪之交的日本，“疗愈”竟吊诡地成为一个国民性的主题。

日本社会曾如此强烈的“疗愈”渴求，似可从多种角度作出解释。其中，泡沫经济崩溃后十年之久的经济停滞所带来的焦虑与疲惫，阪神大地震及奥姆真理教主导的“地铁沙林事件”在普通人心中刻印下的恐惧与不安等，在“疗愈”现象中都有着清晰的反映和折射。然而，除此之外有足够依据可以证明，催发这种诉求的一个根本原因，更源于当代日本人心理深层中对于自身国家历史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裂隙。作为外交与内政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史问题”以高度政治化的姿态重新浮出水面，并不断拷问着战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现代日本在“起源”上的“原罪”。所以，在即将跨入一个全球化新世纪之际，摆脱和抹平被上世纪国家历史所笼罩的心理阴影和精神重负，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性无意识。而2002年9月10日出版发行的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营造为提供心理“疗愈”的品牌性商品，受到了部分读者层的热衷和文艺界的追捧。

套用俄狄浦斯神话的故事设定创作出来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为何具有提供如此“疗愈”的功效呢？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命运后种种试图从中挣脱的努力，反而使他最终兑现了这个宿命。自以为用自身力量摆脱了命运桎梏的俄狄浦斯，在浑然不觉之中，从一个征服世界的王者悲剧性地沦为一个人伦触犯者，受到了命运的惩训和嘲弄。可是，《海边的卡夫卡》中“弑父娶母”行为的处理和定位却完全不同，十五岁的卡夫卡少年没有对来自父亲的这个诅咒作出任何挣扎和反抗，反而去刻意践行这个诅咒。而且对于人伦禁忌的拟似性触犯，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任何道义上的罪恶感，反而成为他在命运中自我拯救，成长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决定性经历。

弗洛伊德用以阐释人类无意识欲望结构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竟然发生了性质上的一个颠倒。那么，有意识的“弑父娶母”行为或想象，究竟反映出一种怎样的欲望主题呢？至少，从文本角度作出一个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并不困难。一言以蔽之，这种有意识的禁忌触犯，无外乎体现了这样一种欲望：以暴力与乱伦的方式去彻底抹杀自我的起源与血统，清洗掉自我最根源的历史性，以完成自我的更生。《海边的卡夫卡》令出场人物以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无罪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因此，这部小说才有可能提供一个虚拟性空间，令读者在同化式阅读的过程中，“疗愈”自己因“历史问题”而造成的心理内伤。

同时，《海边的卡夫卡》中还设定了一个俄狄浦斯神话中所未见的禁忌触犯，那便是在“弑父娶母”之外，主人公还背负了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交合”的诅咒。而且，在小说中这个诅咒是主人公通过“强奸”的方式去达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海边的卡夫卡》不仅毫无批判性地提示出了一个以性暴力的方式去建构他者关系的行为范式，而且以必然履行的“命运”或“诅咒”的设定为前提，将这一行为范式框定在一个不容置疑和颠覆的话语框架中。

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世界范围畅销之后，在很多情况下，读者对于其作品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无国籍性或者脱日本化的方向去阅读的。然而，《海边的卡夫卡》的故事结构中明显贯穿了与战后日本特殊的历史性相关的种种隐喻和指涉。这部小说并非是一部单纯描写了一个十五岁少年成长经历的作品，在某种含义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国家历史的影射和寓言。如果割裂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喻关系去理解作品的所谓“普遍性”，必将遮蔽这部作品所引发的阅读现象背后深层的历史脉络。

其实，“疗愈”一词原本是一个心理学用语，日本心理学界重镇人物、著名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①，很早就开始使用并对此课题专门展开研究。始终关注“物语”②（故事）对心理创伤的“疗愈”功效的河合隼雄，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发生了共鸣。1995年11月，两人针对“物语对于人的疗愈”等议题进行了两晚的对谈，全部内容收录于《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岩波书店，1996年12月）。这次对谈，成为村上春树创作的一次转机，此后他更加有意识地将小说写作沿着深层介入读者心理的方向作出了调整。可见，《海边的卡夫卡》与“疗愈”发生关联绝非偶然。

河合隼雄于2002年1月出任日本文化厅长官，当年便由文部科学省向全国中小学颁发了由他监修的道德教材《心灵笔记》，这套尚无先例的国定教科书充分应用心理学的疏导方法，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小学生灌输乡土意识和爱国观念。在义务教育中强化性疏导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关系，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在日本教育领域的重新复归。对于曾因灌输国家主义而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这在战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因而立即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批判。作为在教育领域树立“国家”观念的实际举措，《心灵笔记》的颁布是与1999年《国旗国歌法》的通过，以及近年来安倍晋三内阁《教育基本法》的修订密切配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海边的卡夫卡》发表后，河合隼雄从中看到了与他所倡导的心理学方法的契合之处，立即发表了夸赞这部作品为“伟大的物语小说”的讲演（《新潮》2002年12月）。而这篇演讲，是这位当时行政职位最高的文化界人士在他所创设的“日本箱庭疗法①学会”上发表的。正因为如此，这篇演讲象征性昭示出了一部小说的流行现象之中，文学、政治、医学诸领域的交汇与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