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②也高度评价了《海边的卡夫卡》。1995年时值战后五十年之际，加藤典洋在《群像》上连载了论述日本战后问题的《败战后论》，认为战败后日本陷入了“内向型自我”（保守派）与“外向型自我”（革新派）的“人格分裂”，为了向整个亚洲的战争被害者表示哀悼和谢罪，日本人需要先哀悼日本自己的战死者，通过纠正“人格分裂”将自我统合为一个完整的“国民主体”。这一论调立即遭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针对战后责任与“国民主体”问题，同加藤典洋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历史主体论争”，对加藤典洋先“内”后“外”、先“自己”后“他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旨在消除耻辱记忆、确立对日本战死者进行哀悼的自闭式“国民主体”的诉求，必将导致战争责任的进一步暧昧化。高桥哲哉一针见血地指出，加藤典洋看似折中式的历史认识，在本质上与排外式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一脉相通。而《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之后，加藤典洋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便是关于一个损毁人格的自我治愈问题，而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他的主张，即一个“自闭”的人只能从自己“内侧”找到恢复自我的方法，小说的主人公正是通过沉潜于“自我的世界”，才最终找到了“世界中的自我”。（《〈海边的卡夫卡〉与“换喻的世界”》，《群像》2003年2月）

可见在日本文艺界，《海边的卡夫卡》是在某种难以割裂的历史语境下被阅读和阐释的。自然，在初期的评论中，也并不缺少批判的声音。文艺评论家中条省平就曾尖锐地指出，《海边的卡夫卡》中反映了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宿命观，作者布设了种种文本阐释的可能性，然而却放弃了对于任何一种阐释的最终判断。在一片语言洪水的底层，实际上隐藏着对于语言本身的怀疑和否定。（BookReview，《论座》2002年12月）

然而，在大众化商品社会中，市场的取胜往往决定一切。《海边的卡夫卡》自问世之后，不仅在日本一直位居畅销小说之列，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村上热潮。其英译本乍一推出，便进入《纽约时报》评选的2005年十佳图书行列。2006年3月，捷克弗兰茨·卡夫卡奖协会决定将该奖授予村上春树。由于该奖项连续两年的获得者都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期待村上春树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甚高。

在日本上下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可而鼓噪的风潮中，文学评论家小森阳一承担起了批判的责任，2006年5月他推出了新著《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犀利地将《海边的卡夫卡》指认为一部隐含了抹杀历史的内在结构的“处刑小说”，并认为它在世界各个地域的流行，恰恰验证了“9·11”事件之后许多国家相共通的精神病理。

小森阳一早年成功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开拓出了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而后进一步将研究重心扩展到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分析，已出版十几部研究专著。比如在中国已翻译出版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2004年）中，就分别对近代日语的形成和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战后日本天皇制在美国远东政策庇护下的免责幸存进行了剖析。近年来，他积极投身于批判自由主义史观、捍卫和平宪法的社会活动中，在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九位文化名人发起的“九条会”中担任事务局长。小森阳一认为强势政治势力用以操控国民的手段主要以语言的方式，所以必须同样使用语言去进行解构和抵制。因此，话语分析与文本解读一直是他的主要阵地，而他本人则将自己的批评实践和社会活动，定位为一场语言的运动。

《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前后历时两年写作而成，集约了最近一个时期作者主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他的批判对象包括近代日语的历史形成、战后近代天皇制的免责式幸存，直至当代日本文学界最具国际品牌号召力的村上春树，从这一条清晰的轨迹可以看出，他所选择的无一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具有本质意义的关键性课题。这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与胆识，更需要在有效的理论方法保障之下切中要害、鞭辟入理的冲击力和精准性。在本书中，小森阳一运用精细的文本分析，揭示出内在于作品深层的抹杀历史、勾销记忆的话语结构。按照他的分析，构成这种话语结构的，是将国家行为的战争与个体的暴力欲望相混淆的逻辑偷换，男性权力者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憎恶，以及对语言和记忆实施处刑的故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