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西部防御指挥部报告说对洛杉矶的空袭在即，并准备对全体人民发出警告。史迪威的结论是，“全体警报”所导致的伤亡和恐慌将会跟空袭一样严重，因此准备不相信这份报告。“弹药好一点了……第125师计划在24小时内到达……两个营已经做好准备，还有两个在距离海岸175英里的地方担当预备队。（还是很低落。）从奥德堡开来六辆坦克（其他的无法开动）……从某处正在派来一个师——十天。派出一架空中侦察机……防空炮来了……登陆被击退……12月14日，开战一周了。威克岛和中途岛守住了……菲律宾师在林加延（Lingayen）把他们击退了……干得不错。实际上大多数受到蔑视的民族（中国人、俄国人、希腊人、菲律宾人）都在为文明做着大好事。”

神经绷得紧紧的，有的人崩溃了。“R想辞职——只是无法忍受了。”一个驻守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地带的空军轰炸中队指挥官，担心日军会从航空母舰或者南加利福尼亚的秘密基地上发起伞兵空降突袭，并会把他们全部杀害。到处盛传各种破坏、带发报机的间谍、潜水艇以及秘密机场等耸人听闻的传言，这些都要进行调查。史迪威被告诫要在卫兵的不间断护卫下活动，防止日本特务加害于他。

突然他从这种慌乱中摆脱出去了。12月22日早上六点半，他被第四集团军的一个电话惊醒；他受命立即奔赴华盛顿“制订有关某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打电话者]暗示由我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他被告知要离开一段时间。他的参谋都很兴奋。“他们认为肯定有大动作。”他匆匆处理完工作后回家告别，并跟家人提前过了圣诞节。“谈了很多很多。精神上都很镇定，谢天谢地。”他和多恩第二天上午乘机离开，并在次日即12月24日下午到达华盛顿；他们到来两天后，丘吉尔和他的总参谋人员也来参加一系列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

史迪威径直去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得到一个有关他新任命的惊人消息：他被选中指挥美军的第一场战争，这就是“布莱克计划”（Plan Black），即在法属西非登陆的计划。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该处副处长、他在利文沃思时的同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刚刚得到第一颗星（少将）。有一阵史迪威觉得这时候自己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感觉，但是“不知怎么，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是马歇尔选择他来担任这第一号战斗任务的；正如他后来说的，他对演习时史迪威对第七师的训练和处置印象很深，认为他是个卓越的战术家，有想像力，机敏，自信，深谙军事史并长于练兵。马歇尔命令由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对各将官所进行的评议证实了马歇尔的看法。在对九位陆军军级指挥官依品行排列时，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陆军军事学院得知，他的目的地将是达喀尔，这是个很早以来就在美军计划中被注意到的地方，被认为是德国穿过窄窄的南大西洋向南美发起进攻的起点。第二天，得知此事还远没有定下来。“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今天上午是达喀尔，下午又到了卡萨布兰卡。”阿卡迪亚会议首先作出的决定是确认欧洲第一的战略，计划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就是为了占据一个基地，以避免敌人控制地中海并最终夺取在欧洲战区的主动权。卡萨布兰卡战役的代号是“运动员”（GYMNAST）。史迪威发现“整个事态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此后三周阿卡迪亚参谋会议期间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通过在白宫举行的八次有关主要政策的会议以及新近成立的（英国和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与会者竭力想在战争目标、指挥组织、作战方案尤其是作战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面对众多赞成和反对意见，“运动员”计划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轻木塞子，漂浮不定。

半年前当战争降临莫斯科的时候，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观察家说，“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现在华盛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史迪威在他第三军主要参谋人员配合下开始拟订作战计划，但是其目标是每个小时都要变的。是卡萨布兰卡还是达喀尔？是冰岛还是加那利群岛？要多少军力？前景如何？支援情况怎样？有什么样的军火？预计敌人会怎样行动？所有这些都不确定，都有争议。提出了备选方案，但是又最终放弃。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周围到处是“从转门里冲进冲出的办事员，拿着文件的人追赶另外一些拿着文件的人，一群人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你正想说话时其他人都一起向你发难，蜂鸣器嗡嗡作响，电话铃声大作，屋子里人满为患，办事员拼命敲打字机。‘立即给我把这个打出十份。’‘把秘密文件从保险柜中取出来。’‘见鬼，黄色计划（蓝色、绿色计划，橙色计划等）哪里去了？’每个人都狠命吸烟，每个人都让你去找别人去。真该有位大嗓门、凶巴巴并拿着大棍的人出来喊叫：‘停下来！你们这些疯狂的杂种。安静！你们这些只会模仿的蚂蚁。你们中的一半人要在天黑前离开这个城市，另外一半人坐下，半个小时内不许动。’接着他们就可以把文件都烧掉，又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