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信息排挤知识，技术压抑文化，文凭取代思想，利益剥夺信仰，大众吞噬个体，娱乐覆盖严肃的转型社会，急需司马南式的独立思考。

——著名记者、作家、旅行家唐师曾

后夹道1

民主可以防止最坏，一句假装深刻的屁话

问：名人说，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民主可以防止最坏的结果发生。您认为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假如没有什么不对，您的上述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司马南：名人讲的话，可不一定是名言哦。某些名言未必禁得住推敲。

关于民主，有一个假装深刻的废话很流行，据说一个具有深邃目光的政治家讲过：“民主并非最好，但民主可以防止最坏”。

我不知道德国人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在“二战”之前用民主的方法，一不小心就用高高票数把希特勒拱上了台。德国的民主为什么没有防止这个“最坏的结果”呢？除非希特勒上台这事还不算最坏，那么最坏的又是什么呢？除非对德国的民主，我们今天重新定义，并武断地（专制地）判定它不民主，否则，很可能推论出不利于这位名人的结论。假如我们说当年的德国不叫民主，证据在哪里？真正的民主又是什么呢？

问：那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著名学者资中筠讲过，人们反对民主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希特勒就是被民主选上台的，但是，这个例子难以说明问题，民主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希特勒被民主选上台更不能说明民主的不好。首先，民主不光是选举。在选举前应该有很多配套的东西，包括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的合法运用。研究德国当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民主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没有民主的传统。希特勒一上台可以把所有的民主破坏掉，把所有反对的声音都镇压下去，他是在破坏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独裁的。而他为什么可以破坏民主，有很多原因。第一，当时德国的民主还是雏形，很容易夭折。第二，德国当时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一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希特勒能把经济搞上去，遏制通货膨胀，赢得了民众的拥护。还有，德国极端民族主义里包含群众性的“反犹”情绪，这样大规模的反犹，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屠杀犹太人，当时很多德国人都有责任。因此，把希特勒作为民主的负面教材是绝对错误的。

司马南：你读的这一堆的话，如果是你说的某位著名学者的话，那我不免要作一点评论了。这位学者说的可能是反话，因为它正好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一方面说“希特勒被民主选上台这个例子难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又承认“民主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大家想啊，这“两个方面”加到一块，不恰恰在说明希特勒被民主选上台，“证明了”现实的民主制度的缺陷吗？不恰恰说明了民主这个东西“孤阳不生，孤阴不长”，需要条件、需要前提、需要文化基础、需要制度保证吗？不恰恰说明“光是选举”这玩意靠不住吗？

学者的话也有对的地方：“在选举前应该有很多配套的东西，包括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的合法运用”，这话不错。既然德国当时民主的基础非常脆弱，德国没有民主的传统，那就不应该急于投票了事啊，那就说明不论条件不讲基础惟选票是举的民主激进是错误的。而这个几乎毁掉文明世界的惨痛错误亦间接地证明“民主可以防止最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貌似深刻的屁话，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片汤话。

“一战”德国战败投降，国内爆发革命，德皇被迫退位。被称作“最完善、先进的宪法”——《魏玛宪法》得以颁行。“魏玛民国”旋即成立，但是太不争气，其治理下社会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困苦不已，类似蒋委员长治下临赴台湾之前的大陆物价，一日三变，扶摇直上。面对战胜国索要赔款的强硬态度，共和国政府官员除了空话大话之外，没有任何有实际功用的政策出台，危机日深，风雨飘摇。此时的德国，最重要的不是选票，不是演说，不是街头政治，而是民生，是让人民吃饱穿暖，有尊严地活下去。

但是，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是越混乱越要做票箱建仓，一堆政治家吼痛了嗓子，大嘴自我标榜，结果威信扫地被人民唾弃。无奈中、无望中，刚刚跃上政治舞台的纳粹党高票当选。一向以理性著称的德国百姓失去了理智，疯狂地把自己绑在了纳粹战车上。是民主机制的传送带，把纳粹党徒送入了历史演播大厅中心，是民主机制的鸦片，迷醉了德国人民并贻害全世界。

后夹道2

德国前总理下跪，负的是“公民全体决策责任”

问：有人喜欢打比方，拿今天的中国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相比。两国都是破坏民主的，两国都镇压反对派声音，两国都实行专制独裁。两国都是把经济搞上去了，经济搞上去没什么了不起，希特勒也能把经济搞上去，甚至希特勒还遏制通货膨胀，骗得了民众的拥护。两国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德国极端民族主义里包含群众性的“反犹”情绪。北京举办奥运会竟也能成为“酷似纳粹德国”的证据。对这种说法，先生怎么看？

司马南：把今天的中国，比作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是一点含金量都没有智商近乎为零的政治谩骂和道德诋毁，但是，中国与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在某一点上或许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急于全国公投。

所以，我倾向于维持这样一个结论，把希特勒上台作为民主万能的负面教材怕是有些道理的，就因为它没有“防止最坏”，直到今天，民主怎么防止最坏的道理依然不充分。泰国的红衫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不接受上次投票的结果，国家经济已经出现负增长二点几了，还瞎折腾没完，和尚僧侣都上街，不念“阿弥陀佛慈悲为怀”，改念“火烧油炸反对派”了，要说这是“为了防止最坏”，您不觉得滑稽和尴尬吗？

民主政治的最简单的特点，就是“一人决策”、“几人决策”被政治共同体所有投票人决策所替代，决策者由少数人变为多数人，集中的决策权分散到了无数选民手中，这种特点导致决策权的分散，导致决策责任的分散，导致人们对结果普遍的直接干预，进而，当民主决策机制下的错误决定出现后，再找替罪羊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承担起决策失误的责任，都必须反思自己的错误。但事实上，人们依然能够制造貌似真实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推卸这种责任：诸如，我不过十几亿分之一而已；诸如，我没有得到真实的信息；诸如，有人在里边做了手脚；诸如，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不靠谱……

德国前总理，这位颇为绅士化的民主机制下的责任公民，我必须好好地表扬他，因为在波兰纳粹集中营遗址前，他突然间跪下了。这个在西方民族并不普遍，因而极为罕见的“谢罪方式”，清楚地表达了两层意思：除了一般人津津乐道的，说明他对纳粹历史有深刻反思之外，我以为，这双膝下跪的举动，意在表达其对责任的承担——尽管他本人及其执政团队，乃至今天的德国人民都不是当年投票希特勒的选民，但是，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全体理应承担决策者责任。

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民主选举未必能够防止最坏。德国总理的谢罪方式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历史的结论。

后夹道3

路易·波拿巴皇帝上台，选票远高于小布什、奥巴马

问：民主未必“防止最坏”，除了德国还有第二个例子吗？

司马南：法国大革命，1789年，巴士底狱打开了，不可一世的贵族上了绞架。共和多好啊，《人权宣言》即是当时的产物，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吉伦特派执政，执政者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第一等级”的天主教教士遭到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也被施以严惩。1793年1月21日，大快人心的日子到了，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该死的君主死了，人民欢欣鼓舞。可是雅各宾派把事情弄砸了，小个子拿破仑称帝了，一直到拿破仑三世，今天大家旅游法国巴黎看到的凯旋门等法国名胜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哩。

在座哪位是学法国历史的？有没有？

我十分佩服研究法国近代史的学者，河清是学法国艺术史的博士，能搞懂法国大革命以后这段历史的人，其智商一定很高。从斐扬派君主立宪开始、中间变数太多了，我看一遍忘一遍，总是记不住，什么吉伦特派、什么雅各宾派、什么热月党人、拿破仑帝国，又有波旁王朝、七月王朝，还有什么二月革命……记不住了，总之，君主派与共和派你争我斗，百年不衰。好记的是，七月王朝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帝国介入第二次鸦片战争。

政治学家房宁先生喜欢举法国的例子，大家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吧，法国一会儿共和，一会儿专制，一直折腾到1958年开始的第五共和国。

民主共和了，半年之后改成专制；专制了，半年之后再改成民主共和，像烙饼一样来回翻个儿。法国的国家宪法像儿戏，十年一部新宪法，国民还没记住没适应，又换新的了。1875年，通过新宪法，确立共和，只差一票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亏了这位投了赞成票，否则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根本大法，岂能如此儿戏？一票之力，竟能乾坤挪移？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费一点脑筋再作回答：第一，普选啊，民主啊那么好，人们为什么还要“自愿地”换回到专制？第二，既然能够换回专制，民主如何防止最坏呢？第三，民主在这里不是最好，人们看到了，但是民主在这里是怎么防止最坏的，人们却看不出来。难道一遍遍换成专制，那个专制还不够坏？

法国的情况进一步说明，民主有时会出现负面的结果。或许还说明一个道理，那便是即使确定了民主方向，也得慢慢来，社会由乱进入稳定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社会乱得一塌糊涂不符合法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是法国人民的真实诉求。第二帝国的时候选皇帝，路易·波拿巴上台，选票高达90%，远高于小布什，也高于奥巴马——选票真的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文革”时期，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段特殊的岁月。小平同志定性其为“大民主”状态，按照前述理论，民主应该防止最坏啊，可是“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停课闹革命”，内乱不已，国家失去了稳定。

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社会依然乱得可以。

后夹道4

民主大了极易失控，大民主，意味着大麻烦

问：“文革”时期，本人年龄尚小，不知道那些事，但见一些老一辈天天写文章，您怎么看？

司马南：现在，海内外均有一帮有把子年纪的人，出于记忆深处的痛苦和情绪上无法排遣的愤懑，天天骂“文革”，也有人出于“非毛化”的需要，出于湮灭今天中共合法性目标的需要，夸大“文革”的负面作用。

我写文章曾经讲过一个老爷子的事儿，这老爷子太逗了，八九十岁的人了，其人没有随着岁月的流淌变得更有境界更有胸怀，恰恰相反，他老爷子越发喜欢神化自己，越发喜欢诿过于人，他不断地推出“回忆录”，“证明”自己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总是正确，“证明”毛泽东总是错误；证明自己的光明磊落，证明毛泽东的阴损狭隘。

咋开始，有人以为他毕竟在毛主席身边呆过，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受过委屈，要宣泄一下，或有孤证可供参考。哪知道，老爷子昏花老眼为“名”所累，也为“得”所累，他老人家写的新锐版炎黄春秋越来越离谱了。

名为炎黄春秋，没有了炎黄过关斩将，全是他自己独举大旗，一路正确，从不乱码，大脚印一行没有一个是歪的。终于有党史研究者看不惯气不过，于是据史料凭据写文章介绍其人其事，方才大白历史于天下。

原来，毛主席还活着的时候，这老爷子啊，除了著文激情颂扬领袖，还动辄涕泪热血沸腾，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其骨子里首鼠两端，偶尔上书房行走，引发了旧文人的习性，将旧道德与新道德一股脑地忘了一个干净。

旧道德，讲究忠君爱国；新道德，讲究为人民服务。

当年，见到主席卑躬屈膝低眉顺眼活学活用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个人一贯正确卓尔不群？

而今毛主席不在世了，赤橙黄绿，是非曲直，当年当时，何人何事，任由他信口言之。中国的人生哲学特别讲“厚道”二字，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讲关公那样的敦厚忠义，讲“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在人格上，中国人特别鄙视那些在主公背后、在主公死后不断爆料神化自己诋毁主公诋毁他人的行径。

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样的作为令人心寒齿冷，这样的人不可信亦不可交。

作为同类，人生暮年耿耿于怀，恨恨于牙，念念不忘，执著之状也令人怜惜同情。但是，话说回来，殊不知，这群人要彻底否定的这个“文革”啊，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乃为民主实践哩，其本意在于“反修防修”，不让一部分人脱离人民当官做爷，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民主这个东西不能大，一俟大了，就可能失控，民主大，麻烦就大。同样，这个民主没有做到防止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