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朋友司马南，长久以来秉持独立自由的精神意志，今天又以对话的方式穿越时代和学科的藩篱，呈现给我们他的新作《民主胡同40条》。司马南讲述了对民主问题的独特理解，宣誓中华文化自信与国家利益至上，批判西方武力输出民主与话语霸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期待阅读这本书。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

后夹道1

当年共产党的民主摧枯拉朽威风八面，极具道德优势

问：如此说来，是民主的局限性，还是民主一无是处呢？

司马南：民主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政体形式无非三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叫“独裁”；少数人说了算的叫“寡头统治”或者叫“贵族制”；全体人民说了算的叫“民主制”。

这三种制度当中，诞生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的理念，经过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先生等人的阐释广为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主权在民”、“人民最高主权不可侵犯”这些理念，对于人们当时反对黑暗专制的中世纪的统治，张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起到了弥足重要的作用。

当年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耳闻目睹人民的苦难，把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当成自己的使命，向一切试图阻止人民民主的目标进军，民主的武器摧枯拉朽威风八面，极具道德优势，令一切试图顽抗者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即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更早几年的“五四运动”，民主即为一面鲜艳的旗帜。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和追求的伟大目标，故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会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搞“人民民主专政”，把达赖喇嘛保留下来，并将其安排在中央政府当大官，在西藏地区所进行的改革，才被称为“西藏地区民主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从没有动摇过，其为使命，其为理想，其为目标，所探究所实践的仅仅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幸福。

大家去翻中共历届党代会文件，一定会有更为具体的收获。锁定中国的制度，将其定义为不民主甚至专制独裁，鼓动在中国闹一场否定中共的所谓民主运动，事实上是在否定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历史，也是一伙别有用心之徒的阴谋。

问：既然民主是中共的一贯主张，为什么与西方关于民主的说法不兼容呢？

司马南：西方向外输出的不是民主，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和民主霸权主义。原教旨，就是标准由他定；霸权主义，就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却不准别人说个不字。

民主的具体形式，与历史、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现实的一切相联系，民主实现的过程与外部环境关系密切，与国家现阶段的核心任务相联系。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内部，走西方民主化的路子更是呈现着极其复杂危险的多种可能。

中国乃为发展中大国，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落后于人，积极、稳妥、坚定地走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是负责任的政治选择。与吵吵嚷嚷大叫中国政治民主落后，中国独裁专制的人的最大不同，敝人认为，中国正稳步小步快走在民主的路上。

后夹道2

“秃笔状态”（to be）优于“奥特秃笔”（ought to be）

问：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很多，有些地方是虚假的，就拿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来说吧，好些人名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凭什么投票啊？海淀区的投票，候选人的情况其实……

司马南：你说的情况我有所了解。今天的中国，民主建设方面的问题当然不少。

人大投票，不认识候选人，你可以弃权啊，你也可以到每个街道办都有的人大办公室去了解情况啊，你可以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不同意见啊，这都是你的民主权利，谁也没有干涉你呀。是否愿意这样做，完全是你的民主权利。在美国，候选议员你也不见得都了解。

从根本的制度设计来说，中国大的民主政治框架受惠于开国领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打了一个好底子。今天的民主政治，大体上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某些人喜欢讲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论点一时间甚嚣尘上，基本上是把西方人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加以传播。

与主张全盘西化照着美国人的所谓普世价值标准搞民主建设的人的最大不同，敝人认定他们是被人家“洗脑”在先，其实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鹦鹉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走民主建设这条路，我们不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美国民主建设的成果在内，只要对我们有利，尽管悉数拿来，但要洋为中用；走这条路，我们要汲取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营养，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行政制约的手段在内，但要古为今用。“不媚洋也不复古，兼收并蓄靠自主”，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问：您说的“自主”是什么意思呢？

司马南：所谓自主，就是一切从国情的实际出发，一切从我们遇到的问题出发，不祈望超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忘记我们所面临的根本任务，依据历史阶段和根本任务，来确定我们的民主建设走哪一步，偏哪边一点，推广什么经验，搞成个什么样子。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才不是美国的赝品民主，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才能走出中国的特色来。说到底，这是基于本民族利益而必须捍卫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自决权，该权利属于国家关系民主化的范畴。

中国改革，在邓小平领导下，实事求是为宗，有啥说啥，走哪算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根据哲学家赵汀阳的说法，在哲学上，这是“秃笔状态”（to be）；苏联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从观念出发，一门心思就是要自由化，奔着美国一路狂飙，美国是唯一榜样和标准，不合乎美国人的即是错误的，不合乎芝加哥学派模式的就是幼稚的，听命于人，受制于人，好家伙，1988年，“咔嚓”就在全国推出私有化条例，推行不下去，再立马收回，接下来取消共产党……这叫“奥特秃笔”（ought to be）。实践证明，“秃笔”要优于“奥特秃笔”。

后夹道3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不那么简单，具体形式无法替代核心内容

问：一说民主，就是投票，的确很容易想到投票啊。我们知道民主形式不是唯一的，但是如果没有选举，那还叫民主吗？人们满意不满意通过什么形式表达出来呢？选举难道不是民主的标准吗？

司马南：民主的样子和形式，被人们搞得神乎其神，似乎事事都有了花里胡哨的模版和标准，其实哪有什么所谓？手机换成什么样子，只要能打电话，具备通讯的基本功能就还是手机。炒勺无论换成什么材料制作的，只要能满足放在热源上边搅动边加热食物，就依然是炒勺。通讯、加热，是实质，余为花哨。

马克思说过：“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我理解这句话，第一，“民主”未必不是个好词；第二，民主的叫法和形式次重要；第三，民主这个词下边所包含的真正的意义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第四，只有弄清楚了这个“真正意义”，我们才能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保持头脑清醒，行动自觉。

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是这个国家里面作为统治阶级的一方管理这个国家的制度形式，这就是作为国家权力的民主和作为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

还有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公民权利的民主，一说到民主就想到选票，除了选票就没别的。就刚才我已经说了，这是“右派幼稚病”发作的症状，至少是不成熟的认识。就像有些年轻人，他们所设想的婚姻就无非两个人点着蜡烛说话，视频聊天昏地黑天，迪厅里蹦迪浑身发软，海外旅游使劲花钱，全是浪漫的事。

不能说他的想法不对，但是，我们过来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们，一般婚姻的正常形态完全不是这样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坚守和忍耐、责任与义务，电影里模仿来的所谓浪漫的具体形式并非重要，而且各家有各家的具体形式。

著名词作家乔羽与老伴共度金婚，令周围的年轻人羡慕不已。一次，在水务专家高中先生家里（他与乔老爷子同在一个别墅区），趁着两杯酒下肚之后，看乔老爷子很开心，一位调皮者问道：“您和格格阿姨平时说不说我爱你呀？”老爷子低头没反应。调皮者大声追问一遍，老爷子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你个司马南的朋友怎么跟演电影似的，过日子，谁在家里那么说话?”

“不说我爱你，有爱怎么表达呀?”提问者不依不饶。

“反正我一辈子没说过。”乔羽老爷子答道。

一辈子没说过“我爱你”，人家金婚了；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上，三天两头离了——闪婚了。当然，乔羽老爷子并不反对有人喜欢说“我爱你”，我们也并不反对投票具体形式。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不那么简单，具体形式不能替代核心内容。

问：您认为除了选票以外，民主的形式还有哪些呢？

司马南：除了选票之外，协商、表达、监督、政党制度、代表制度、干部选拔、文官制度、考试权力等等随便哪一条都少不得，都很重要。

问：协商？“协商”也叫民主?”

司马南：当然了，这是很重要的民主形式啊。

试想，在某人家里，老爹A什么都自己说了算，或者自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出尔反尔，别人的意见则从来不被采纳；而在另外一人家里，老爹B什么事都和家里人商量，在儿子很小的时候，老爹B就凡事征求他的意见，告诉他这个事情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老爹B从不轻易食言，重诺而守信，您喜欢做哪个老爹的儿子呢？

对嘛，您选择的就是有民主作风的老爹，而这个老爹的民主作风，突出地体现在善于沟通和协商。

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民主的学说，就是“协商式民主”。

后夹道4

民主专家关于协商式民主的所谓新发现未免太小儿科

问：“协商式民主”是舶来品吧？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关于协商式民主的文章，说实话，没太读懂。

司马南：60年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政治协商”、“民主协商”的模式，不仅是理论模式，也是实践模式，并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非常丰硕的成果。今天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国家性质、建国理念无不诞生于那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政治协商和民主协商。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式民主不是舶来的。但是，将协商式民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行理论阐发和实践，的确是近20年来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事情。

大家知道，当代西方的民主以“代议制民主”、“多数民主”还有“远程民主”为最时髦，三种主要形式之外，作为补充形式，协商式民主得以中兴。

在我们日常的语境当中，“协商”是很容易的事情，甚至就不是事情。

但是，在政治民主实践过程中，那就复杂了。争权夺利杀红了眼睛的甲乙双方，要坐下来商量一点事情比登天还难。你们也都看到了，比如中国的台湾，比如泰国，据说是“为了民主”的黄衫军、红衫军铺天盖地占领政府、占领机场，阻止国际会议召开，与军警对垒相互攻击的情景。“亲家母，您坐下，咱们拉拉知心话”，还知心话呢，一谈就崩，根本坐不下来，话不投机半句多，简直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何来民主治理？

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多数权决模式”，往往导致牺牲少数人的权益，带来大家公认的并不公正的“多数人暴政”。而例行的投票选举代理人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安排”，则导致了少数精英（主要是有钱人）事实上对政治生活的垄断。这些问题，讲透了，会动摇美国人民对民主的信心，进而引发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好的结果；讲不透，支支吾吾则越发透着虚伪，一块石头总不落地。这些民主悖论问题，困惑西方民主专家很多年，以至于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狂飙突进时期和“冷战”时期，西方根本无力抵挡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道义指责。

为此，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力图从制度上突破这一困境，他们经过研究发现，直接协商对话，对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不亚于票决，其后期效应、远期效应则要优于票决。于是，提出“民主的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治决策的过程”的观点。这一类观点被人们统称为协商式民主。

对于任何了解中国当代政治运作的人来说，西方民主专家的所谓新发现，未免太小儿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数不尽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文章、党的文件讲到这个问题。启发群众，引导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这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本色。

西方的民主专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精心研究发现的协商式民主，原来与中共本来就会、从未失却的政治本能，会如此巧合地撞到一起。不是说“共产党的会多”嘛，这个开会的过程，往往就是政治协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