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夹道5

协商民主在当下中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实践形式

问：司马先生，看得出您对毛泽东的语录十分熟悉。

我不懂，协商式民主让您讲得那么好，为什么只在1949年民主建国的时候用一下，而在今天的民主实践中，不肯拿出来用一用呢？

司马南：年轻人，此言差矣。

协商民主在中国绝不仅仅是在建国的时候用了一下就束之高阁了，相反，协商民主在当下中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实践形式。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国基层自治民主模式强调“直接选举”，对吗？但是，并非只有“直接选举”这一项内容。

首先，是“决策性协商”。决策性协商主要体现在有关法律规定的会议制度，现在全国普遍召开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还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等。决策性公民协商显然带有直接民主的性质，而且协商所形成的决定往往具有直接的社会效应。我多次建议大家有时间就去参加一些基层的民主实践，看看村民代表大会上老百姓高昂的斗志和积极性，可以说，没有村民、居民的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个决策性的协商注定是搞不起来的，当然基层政府和各类自治组织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也很重要。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开展，事关成千上万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此协商式民主的实践早已经不是什么中共实验室产品，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伟大的民主实践。

遗憾的是，许多声称对中国的民主极感兴趣的人对此置若罔闻。

其次，是“听证性协商”。这种听证会实际上是政党、政府与基层社会百姓之间围绕具体问题的务实交流。浙江温岭所创造的“民主听证会”最为有名。其他各地都有相应的实践，比如“春运火车票涨不涨价”，“北京市办狗证收多少钱”，“自来水一吨价格多少”等等。

最后，咨询性协商。与前两种协商不同的是这种协商与决策无直接关系，主要用于征求大家的意见或者集中大家的智慧，以发展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只要是大家对基层政权的运作有一点基本的了解就会看到，此类咨询性协商完全是常规性的工作制度化的工作。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也不认为这就是民主的形式。

问：协商式民主是民主理论当中最为时髦的理论吗？

司马南：不好这样说。我个人认为，对民主问题颇有洞见的是“主权民主”。

“主权民主”专利权属于俄罗斯的前总统、现总理普京先生。这个说法，初听起来有点奇怪，仔细琢磨不禁心领神会，似可全盘接受。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在说，民主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这意味着关于民主的讨论，必须要在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来进行；民主建设，必须是一国人民自主的行为，是本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而不能是由他人、外人强加的。那种打着普世价值旗号，搞超越主权的普世价值传销，是危险的、必须警惕的行为。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先生在总统位置上，很容易看清这一点，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看得清楚心明眼亮，而且说得干脆不怕得罪地球上的权贵，表现出了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坚定性。

忘记了国家主权，忘记了社会发展阶段，忘记了现阶段的任务，片面地把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的功用性重要性放大，甚至把它当成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这是对民主的误解和歪曲，如此理解，绝非有利于真正地践行民主。

后夹道6

民主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西方江湖大力丸”

问：既然民主是共产党人的本质属性，既然人民群众对于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有很高的期待值，为什么在民主的问题上今天有那么多的似是而非，那么多的弦外之音？

司马南：

民主的问题从来都是烟雾缭绕，雾霭蒙蒙，玫瑰花和罂粟花竞放，要认清民主概念的实质，不至于沦入空洞和伪善，回顾一点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必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事。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历史创造观念，而不是观念创造历史”，强调“所谓观念，

是现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所以，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这是研究民主问题、观察民主问题的实事求是原则，奉行这条原则，易使人保持头脑清醒逻辑不乱。而离开了这条原则，背离这条原则，就会走进死胡同，就会葬送中国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有人不承认这条原则，有人故意淡化、模糊、曲解这条原则，有人心太急头脑太简单，无视这条原则。所以，在民主的问题上往往容易各说各的话，往往容易话里有话弦外有音。

旅居美国的政治学家赵鼎新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95年，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关于中国民主的前途问题，我们曾经有过真诚坦率的交流。他对中国人的民主观有一个观察很有意思：三十年来，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

什么是“处方式的工作”呢？

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中国许多民主问题的著述者的缺陷看上去一样得很：第一，他们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不了解；第二，对西方民主的存在条件不甚了了；第三，许多人甚至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水中望月雾里看花，把西方的民主看得浪漫无比，最最可笑的是，他们把西方在20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做是所谓“民主的成果”。与此同理，他们轻率地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所有问题看做是缺乏民主的表现。这样，民主就变成了一个“西方江湖大力丸”，无所不治，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样的论调？

——“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

……

这种神话民主的治学方法和社会思潮，容易导致对民主过高的期待进而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极易发生错将社会混乱无序当成民主实践进而断送社会的进步。而真正的民主、“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民主真正的意义”反而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

问：对民主寄予希望，追求民主的理想难道有错？理想难道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司马南：当然没有错。理想是动力，还是航标和灯塔。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民主的灯塔标示的仿佛是：嗨，那边，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美好制度，而在任何现实政治生活中，理想必然与社会实际保持距离，这和恋爱有异曲同工之妙。

爱情是美好的，追求爱情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但是，及俟进入婚姻，人们往往会发现，为了追求爱情的长久和圆满而进入的婚姻永远是不圆满的，甚至是难以容忍的，我们称之为“婚姻失望”。除却一些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以外，社会文化致使人们心理上对爱情和婚姻有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往往是对婚姻失望的一条重要的原因。

对政治家来说，如何把握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又不忘记理想目标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处于两难的选择，亦是一个必须拿捏得体否则就会翻车的政治平衡技巧。严复说过一句颇为深刻的话，这话今天依然那么耐人寻味：“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我们需要叩问的是，何为“适时”？何为“当可”？

有些人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喜欢说大话，随便承诺信口开河，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的性格使然，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搏出位”的政治策略的拙劣表演。

戈尔巴乔夫类的政治家曾经“理想挂帅绑架历史“（赵鼎新语），推出可笑幼稚的“新思维”，给俄罗斯和东欧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这一点，人们今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问：政治家个人的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历史趋势。在中国，声称人民民主，但是人民想要上街游行，可以吗？人民想要罢工，可以吗？这样的问题，请问您怎样解释？

司马南：您的问题，我很长时间里，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后来，反复读小平文选，有了一点体会。小平同志一段话让我开窍，他的名言是“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

中国今天不是急着要干事吗？急着干事的人，没时间跟人扯闲篇儿。

不干事，中国就没有前途。干事，是13亿人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所谓干事，就是实现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满意，让人民有尊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邓小平把话直接讲给美国前总统卡特。

那是在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卡特。邓大人开宗明义直截了当：“我们党的十三大将要重申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不但要继续下去，过去搞得不够的还要搞得更大胆一些，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

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

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你说“政治家的说法不重要”,对吗？

要我看，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的说法还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包括政治体改革在内，直到今天都是按照邓小平的思路进行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邓小平一样见识的政治家不多，更不用提什么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