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之进程从辛亥革命算起已有百年，百年进程仍没有厘清脉络。司马南的“胡同”算是另辟蹊径，让国人知文化，懂国情，知民主，懂尊严。“胡同”虽窄，却可通衢。

——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

后夹道1

商量来商量去，几代领导人践行的一条重要原则

问：中国的政治民主非常独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橡皮图章人大，还有一个连橡皮图章都不如的政协，善于为橡皮图章民主辩护的人能不能告诉我们，全国政协以及各级政协那么多的人吃闲饭都干了些什么？这个组织有什么权力？有什么用？美国有参议院、众议院，英国有上院、下院，中国的政协听起来像是上议院，但其实没有立法权力，也没有行政权，没有权力的组织供得高高的，这不可笑吗？

一次，我在美国为一个当过政协常委的人当翻译，按照中国民主政治协商的说法，怎么翻译人家也听不懂，后来，我只好把他比作美国参议院的议员，人家一听肃然起敬……可是我却十分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是议员，而是花瓶，你没有话语权，没有决策权，对不对?

……

司马南：谢谢您讲的生动故事。其实我很愿意听您讲下去，刚才打断您的不是我。

首先感谢您在政协与老外的交往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估计您的英译中翻译得很好。

把政协比作美国的参议院，把政协委员比作参议员，很有创造，虽然这并不十分恰当，有点类似学英语的时候用汉语标注音标，但是很容易让老外由此切入。

我很同意您讲的“政协组织没有立法权”的说法，这是事实。政协组织的作用本来就不是用来立法的，而是政治协商机构，是商量大事的，不是用来立法的，不是用来行政的，也不是用来司法的。

但是，您的另一个说法，政协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什么用，我就很难苟同了。

不知道您在使用政协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否想到过，您所说的政协，仅就全国政协而言，就涵盖了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包括了全国的各主要人民团体，包括了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以及2000多名政协委员，这么大一群人，50多年里，还是干了很多的事的。

在中国大陆，国家的重大政策出台，国家的重要人事变更，不同政协商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政协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很多人容易忽视，那就是民主监督的权利，我认识的某政协委员有一个说法：“别看我们做盐不咸，做醋很酸”——意思是说话有人听，还是管用。

假如要是一个政协委员铁定要管一件事，别人拦是拦不住的，“没有人能妨碍我们这样做”。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大学当教授，与其专业有关的某单位里因为一件事情与当地有关方面有了冲突，他老人家挺身而出。“有关方面”一听某大学博导来访，婉拒见面。他淡淡地告于对方办事人员：我谋职于某大学，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常委……“有关方面”当即隆礼相迎一把手出面亲自听取意见。

这个例子当然并不很恰当，我不是在说政协委员谋及本单位利益，而是在说政协委员说话管用，不是不管用啊，政协委员有话语权，不是没有话语权啊。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今天很多的企业家都试图挤进政协组织，有人评论说这是要戴“一顶红帽子”。为啥要戴红帽子？因为红帽子受人尊重，有话语权啊。当然企业家有钱人纷纷进入政协这件事需要引起重视，因为政协里有钱人太多了，不一定是好事。

凡有大事，必反反复复，商量来商量去，这是当下中国，包括在60年来新中国的历史上，一条被反复强调并得到几代领导人践行的重要原则，看似平常，其实重要，这就是协商式民主的具体形式。比如像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事情，事先事后广泛征求意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意见，一个也跑不了。

您说跟美国不一样，对呀，不是美国，是中国啊，劝君“莫把荆州当汴州”。如果因为中国与美国民主模式不一样，就说中国不民主，这种态度和方法，是不是需要重新检视一番呢？是不是有点僵化啊？“不一样的民主”，不一定是“不民主”。

请大家再重新掂量一下这两个概念，好不好？

后夹道2

民主政治绝妙名言：“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

问：您的说法听来听去，无非是西方的民主不好，我们的民主更好。可是我们的民主在哪里呢？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邓小平的说法好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作为学生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

司马南：除了你讲的第一句话非我原意以外，我基本上不反对你的话。

中国的民主当然是具体的务实的。在新时期当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扩大民主，实践民主，中共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扩大民主、实践民主的努力，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些改革，这些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这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有的老百姓不清楚，那是需要我们改进信息交流的问题，而一些自我标榜“自由派”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承认，则是立场问题，俗称屁股问题。因为他们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只承认打着“美国制造”烙印的民主，或奥斯陆那几个退休老头儿概念中的民主。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了解一下中国新时期民主政治的进步。

其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直选到县，县以上实行差额选举，全国人大设立了九个专业委员会，人大和政协会议每年在全国同时召开；

其二，30年间诞生了4个宪法修正案和200多件现行法律；

其三，党际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一大批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高官，从县一级一直到国务院一级，一大批党外人士，非中共人士成为领导干部；

其四，基层组织的自制搞得非常有声色。全国有61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社区委员会，定期换届选举，85%以上的村庄开了村民大会，89%以上的社区开居民代表大会。

本人就是在社区选民推荐的基础之上，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担任了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也是很新鲜的事，过去没有过嘛。

其五，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推直选，民意测验，公开竞聘，有票决制，有领导干部的任前公示制，有电视竞聘、有问责制、审计制、质询制等等。

这些民主政治的事实，无一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创造的产物。有人不稀罕这些成果，那不奇怪，天天只吃麦当劳，只逛迪士尼，只听麦当娜的人，您有这份自由，但是，你不能强迫中国人民跟您一样，您不能说北京的炸酱面、炒肝儿、灌肠不是食品，不能说颐和园不是公园，不能说李有源、阿宝不是唱歌的，也不能说北京的胡同都是死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如此之丰富，民主政治的内容如此之鲜活，这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小平同志关于民主有一句名言——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我曾据此原意著有一文《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让人民满意》。

后夹道3

天真的提问“触动了政治学上最根本的疑问”

问：听说司马南先生来了，我们很好奇，一个搞气功的江湖师傅也会讲民主政治。呵呵。

请教司马南先生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您的研究中，“究竟谁才有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说，“统治国家的权力，您认为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最重要，是全部政治学的核心。这个问题讲清楚，别的事情就没有必要东拉西扯了。

司马南：能允许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吗？——本人不是你说的“江湖师傅”。

我工作单位从政府机关到大学，再到新闻媒体，不知这是不是您说的“江湖”？

当年我的确拆穿过一些“江湖师傅”的把戏，就像今天对待某些“政治神棍”“政治传销师”一样毫不手软，绝不留情。

在座的有人清楚啊，那些“江湖师傅”当年曾经神勇无比啊，他们在我们北大校园，包括隔壁的清华大学，都拥有自己的众多弟子。本校区曾经有教授声称，通过他们对“江湖师傅”“特异功能”的研究，推翻了牛顿等科学家发现的基本的物理学定律，量子力学解释不了的那些神异……

学科学的人应该知道基本的物理定律意味着什么，更应该知道，推翻基本的物理定律需要什么条件。比基本的物理定律更基本的常识是，除非你拥有无可质疑的证据，否则，不能说“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也是小偷”。

本人就是那个当年抓小偷的。

看我不顺眼，可以呀，这是您的权利；

说我是小偷，那不行，请您出示证据！

根据“民主原生态”的唱法——古希腊人的分类法，所谓国家统治方式，概两项，即好政府和坏政府。而到底是好是坏？哪种政府好些？哪种坏些？希腊人认为，似乎源自于“统治者的品质”。

卡尔·波普尔整理了柏拉图的分类法：

第一种：“君主政治”（Monarchy）（被一个好人统治）；

第二种：“僭主制”（Tyranny）（被一个坏人统治）；

第三种：“贵族政治”（Aristocracy）（被一群好人统治）；

第四种：“寡头政治”（Oligarchy）（被一群坏人统治）。

第五种：“民主”（Democracy）（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

对此，丁一凡有不同看法：“柏拉图并非是分类专家，真正把政治体制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把政治体制分为分类及其变形。君主制、贵族制及共和制，变形后成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古希腊思想家们讲共和国，不讲民主。共和制的变形是平民制，也就是‘民主专制’（Tyranny）。”

吕祥认为，丁一凡的理解略误，Tyranny并非“民主专制”，而是指某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取了最高权力，从而一人当政。此所谓“僭主”。亚里士多德最中意的是共和制，也可译成“法制”或者“宪政制”（constitutional rule）。僭主制是最坏的，而民主制稍不坏而已。丁一凡和吕祥均为当今优秀的学者，他们的讨论很民主。

与今人想象大不一样的是，雅典实施的民主制并没有得到柏拉图的赞赏，相反，柏拉图对希腊民主进行了极有力的批判，最为有名的批判是：制鞋尚需要专业知识，而民主并不是判断某人是否拥有治国专业知识的有效手段。

柏拉图不无调侃地设问：在一艘“民主的”船上，我们难道应该通过选举来确定谁应担任船长吗？希腊之后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家，似没有人能够驳倒柏拉图。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统治国家？或换言之，究竟谁才有统治国家的权力呢？

波普尔说，这个问题提出的很天真，这个天真的问题适用范围有限，也许只有在这么有限的地方才可能提出如此天真的问题——在雅典这么个小地方，大体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个集镇吧，繁荣期的自由民总数约为两万，以此量级，中国的县以下直选的民主政治早已经超过了雅典的水平。因为人数少，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是具体有所指的，当然，理论上应该选择品质上“最好的人”，但是实践上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所以柏拉图给出的答案是“统治者应该选择最好的人”，请注意，此处伟大的柏拉图用了“应该”。

当国家疆域人口急剧扩大了以后，当这个“谁”不仅仅限于搜寻“雅典小城”之后，这个“谁”便丧失了具体的人格指向，而带有了抽象的意味。所以波普尔先生说，这个天真的提问“却触动了政治学上最根本的疑问”。　　　

但是，这个“最根本的疑问”其实是一个假问题。

关于为什么是个假问题，波普尔的论证如下：

其一，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各自给出的答案“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只会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

其二，“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魔鬼（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

其三，应该由谁来统治国家的疑问，最糟糕莫过于“这种态度会让大家强调权利，忽略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更精确一点，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

波普尔先生特别强调，问题的重点在于，要能不流血更换政府”。

他明白地直言：“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至于更换的方式本身，倒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