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20年前致力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打假，并因此声名大著的司马兄，居然把矛头对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假东西，讲完了科学讲民主，既反伪科学，又反伪民主，佩服佩服。

——历史学家纪连海

后夹道1

中国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问：在您看来，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有什么特点？这个特点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司马南：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在本人看来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依照宪法，最高权力执柄者一律实行严格任期制；第二，谁来执掌最高权力，依靠党内外协商式民主机制产生；第三，最高权力转移交接不排除适宜的竞争性民主形式；第四，对下届最高权力的可能继任者实行公示制；第五，在综合运用协商式民主、竞争性票决式民主手段的同时，中国古代的禅让制文化也在发挥作用。大家不觉得在中国采取非党争式、非票决式的办法来制度化地、平稳地解决历史上曾经无比复杂的问题，是上承5000年文明面向新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吗？

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实践。如此说，其道理在于，人们不再担心“玄武门之变”，人们不再担心“西晋八王之乱”，人们亦不再担心表面上“选票独大遵从民意”，实际上背后“钞票独大强奸民意”或然导致“族群撕裂”的混乱局面在中国大陆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眼下实行的“适度透明、业成规制、上下结合、遵从民意、公而示之、渐进微调”的办法，人们亦不再担心出现“党内的斗争反映到社会上来”，导致全国范围内因高层分歧而出现大的动乱局面的历史重演。

事实证明，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欣逢盛世有年，大治大得，运行平稳；

事实亦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处于危机之中，经历历史上难测之变局，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及其运行十分平稳，领跑者、助跑者、跟跑者均德心同一，方向同一，凡可持续。

但是总有某些人，也许是看惯了美国总统的选战、超男超女PK和苏珊大妈幸为达人胜出，对中国的做法根本不屑，先闭目塞听，后摇头晃脑，摆得跟拨浪鼓一般，一概采取不承认主义。

这个错，一丝一毫也不能归咎于我们，之所以某些人对此龇龇愤愤悻悻惶惶，头长疔兮眼长刺，日不可终也，全部的原因是他们对大千世界的政治生态多样性缺乏想象力，尤其缺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后夹道2

怎样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好不好？

问：您推崇的那个什么波普尔，他讲过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具体方式吗？

您个人认为到底什么是衡量一个政治体制好不好、对不对、进步不进步、合法不合法的标准？

司马南：关于更换政府的方式，波普尔先生信手枚举了三种：

其一，代表多数认可；

其二，投票并经多数认可；

其三，或经联邦大法官做出裁决。

在波普尔先生那里，“票决”不过形式之一，所谓“选票”并没有“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鼓噪的那般独具排他性、首要性。“大法官裁决”，似乎离“原教旨票党”的“票决”就更远了些。众所周知，美国大法官并非产生于民主程序——即不是选出来的。

卡尔·波普尔先生对伯里克利先生（一个比孔夫子岁数还大的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代言人，也许算得上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的一个观点大加赞赏：“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并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波普尔先生认定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触动了民主的核心”。

这段话“否定了‘人民动议’，或‘人民立法提案权’（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而代之以“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词汇中，如果要找出一个与“全民评判”相应的词其实不难，“让人民满意”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怎样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好不好？

我个人的说法不具任何意义。大家需要经常温习和应该记住的是邓小平的话。

印象中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过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邓小平把“稳定”放到了头一条，甚至极而言之“稳定压倒一切”。

为什么要这样讲？大家想过没有，邓小平论述这个问题的思想资源又源自于哪里啊？

这与“治与乱”乃为中国政治的顶级问题有关，中文的“政”是为了“治”，否则即为失败政治，“治”是中国政治的根本，乱则败矣。体量巨大的国家，一旦乱得不可收拾，一切都谈不到了。

乱而治之，稳而定之，团而结之，改而善之,悉为发而展之。

那么，发展又如之何也？

既有新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上述一切，统此在内，一言蔽之——无非让人民满意。

后夹道3

“西方主导世界近200年，这是历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

问：司马南先生，您有没有认真分析过，这种文化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论战中战胜敌人的需要自然产生的？还是波普尔之外，“乱与治”之外，您又找到了自我语境中的“思想资源”？

司马南：谢谢您的提示。这不仅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自觉。心系天下的中国读书人，理应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这两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源自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只有具备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进而兼具“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王绍光语）

假如在这一点上我们含糊了、动摇了、改弦更张了，史上一以贯之之中华正气风骨必然颓唐，今日国人必然武功自废，“俄鉴”不远，此言不谬。

比宫商角徵羽张王李赵刘更代表我们的文化根脉的“协和万邦”，乃为《尚书》之开篇词，依照“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来理解我们的先人，大家会发现，“希腊和古中国开创并代表着两种不同政治导向或追求的政治道路。希腊城邦开始了国家政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则开创了世界政治”。（赵汀阳语）

中国文化理念并不逊于西方的政治思维，在中国人主导世界两千年以后，“西方主导了世界200年，这是历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基肖尔·马赫布巴尼语）

200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一个民主的文化和历史来说，并不代表什么。岂可认为“反常现象”即会演变为正常，岂可认为200年风头出尽的文化必然会湮灭掉5000年文化？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其前提必是国人自废武功，自戕生命。因之，我们今天的呼喊与挣扎，我们力顶之“文化自信”、“体制自信”是有价值的有力量的。

问：刚刚百度一遍，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1902年7月28日出生，1994年9月17日去世，他活了90多岁，这个人……他晚年的演讲录，语重心长地将《20世纪的教训》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大半关于科学问题、哲学问题、逻辑学问题，在他关于民主问题的著述中，并没有关于中国的论述……

司马南：谢谢您的勤奋。当然，卡尔·波普尔先生不曾有过赞同中国民主政治的意思，我也无意强拉波普尔先生来论证中国一切都是对的好的，更不是在讲“人民满意问题”以及“如何才能使人民满意”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我的用意，仅仅在于告诉那些没有读过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的人，这位被视为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家，其对世界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相当深入，在卡尔·波普尔先生那里，民主绝不会简单地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更不会等同于花20亿美元巨资玩一场“超级明星秀”。在中国，民主必须解决从天上落到地上的问题，即本土化问题和人民主体、人民满意问题，其核心眼下看，小平同志讲得很准确：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

后夹道4

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

问：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吗？

对不起，本人第一次听说“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负责调动积极性的人是什么人呢？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这个“被”字是否说明来调动别人积极性的人他本身不民主呢？您的说法会不会陷人于不义？

司马南：在中国，专责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依照宪法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领导者。党在领导人民的过程中，实行民主，实践民主，并通过民主生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保障和捍卫人民的利益。

讨论民主问题，我向来不赞成有人把民主当成外来物，不赞成把民主的功劳全算到别人的头上，好像共产党不姓民主不搞民主似的。

必须要理直气壮地宣讲一个基本事实——

第一，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追求；

第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

第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

问：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

司马南：

首先，压迫导致反抗，人民试图改变并决定自己的命运。

其次，受剥削受压迫受欺侮的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符合西方政党学说旨要——政党的本质是人民自治的组织。

再其次，无数的失败和挫折教育人民唤醒人民，必须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必须将自己的精英先进分子组成一个政治集团来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完成无比艰苦卓绝漫长的中国革命，探索中国的复兴之路。

最后，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与时俱进。

问：这么简单？所以，中国共产党就等同为“民主产物”了？

司马南：以上是从逻辑层面来讲，就背景而言，中国共产党亦是民主主义近代在中国传播的产物。大家知道，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痛感到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的境况时，无不意识到仅仅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是不够的，船坚炮利依据一定的社会制度变革而生，而皇帝老儿朝中危坐乃为腐朽落后的象征。

所以，到20世纪末，有见识的中国人几乎都将民主主义“另存D盘”——设定为救国救民必从之目标，相信它是拯救困局的根本之图。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年轻时代深受这种咆哮而来的社会大潮的影响。

在湘潭乡下、在长沙、在北京，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旨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营养，民主主义的主张在《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传》、《新民丛报》等书刊中自然散放开来，读到这些内容，紧皱眉头的毛泽东开始舒展眉宇，本来就深受中国民本思想熏染的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思想很快地表现出由衷的钦佩。

所以，年轻的毛泽东从民主主义理念出发，曾经提出“联美制日”，后来他组织“问题研究会”、组建“湖南自修大学”、倡导建立“湖南改造促进会”，进一步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甚至发专文探讨建立“湖南共和国”……

读过他的早期作品的人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许多的观点主张甚至用词，都自觉不自觉地带着那个时代广为传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痕迹。

如“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等。其中“自决”，其中“门罗”均悉美国民主之典。

再如“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也不可干涉湖南事。”这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民主主义自决之主张。须知，在当时，持此今天看来不可理解之主张的，绝非毛泽东一人，而是当时社会民主时尚潮流，所谓知识界多数热血青年均如此思维。

后来找到马列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建党、建军、建国。民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放到了更核心的位置。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以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民主乃为逻辑应有之义，实践必争之义。

毛泽东的民主主义思想，先是从卢梭，而不是从孟德斯鸠，后是从马克思，从列宁，间或受到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但是无论民主理论遵从何人，毛泽东的出发点和立场从未变过，那便是救亡与强国。在他看来，国家独立与人民幸福是第一要义，离开国家独立与人民幸福的民主，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时把民主当做手段来使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而谋求民主的实质和民主的目标。直到今天，作为毛泽东继承者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未曾偏离这一方向。

基于这样的分析，那些意在羞辱共产党，把“不民主”挂在嘴上作口实的人，他们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也或者，他们对中共的了解，实在是太深了。他们懂得，在民主的问题上，只有将共产党与人民人为地剥离开来，才能够彻底地打败中国共产党。但是，近百年的实践证明，他们似乎总是徒劳的。

后夹道5

毛泽东用一个“让”字道出中国民主两个特点

问：是的，您讲得很有启发。出身贫贱，争取民主权利，自己即为民主产物的中国共产党的确不同于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打下了天下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有热情保持自己的本色呢？怎样、凭什么来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呢？

司马南：您的问题，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极为普遍。在当时，人们对中共多有不解，对中国的前途顾虑甚多，黄炎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5年7月初正值盛夏，黄炎培等不顾高温劳累，把延安考察了一个遍。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微笑着听黄炎培说完，瞩目远方颇为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当年开辟的人民民主新道路，尽管泥泞曲折不时山穷水复无比艰难，但是，毛泽东及其后继者一直在民主道路上行进着，一直走到今天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垂直民主”、“协商式民主”、“中国模式”在中国恒生。

毛泽东在窑洞里谈到的民主，第一“人民监督政府”，第二“人人起来负责”，说的正是民主的本质：人民的参政权和监督权。

在这里，

毛泽东说的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个“让”字，道出了中国这个国家实行人民民主的两个特点——第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二，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只有通过共产党的组织力才能得以实现。

一些食洋不化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拿中国民主的模式与西方民主形式对号入座，发现西方民主没有对应的这个“让”字，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相应位置，他们立刻大惊失色，像著名的范跑跑一样，哇啦哇啦地一边往西狂奔，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大叫：错了，错了，他们错了，中国的民主搞错了，中国的民主不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