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我在国外，因为没有看你的书，不知道你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观点，不好评价，更不好推荐。建议写好了就赶快去印刷，赶快出版。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后夹道1

基督教自由主义的疯狂是中国政治景观中的异动现象

问：宗教势力的渗透问题，上次您在北大传媒学院公共关系讲课的时候，我提问，您说另择机会再讲，记得吗？我是×××……

那，司马老师您好。我参加过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活动，是跟同学去的。他们的活动，名义上是只讲上帝，可是念完圣经上的片断之后，联系实际谈体会，基本是在攻击谩骂党和政府。我心里特别别扭，和他们辩论，但是我说不过他们，他们人多势众，诅咒我和我的家人……特别令人气愤。中国是有许多的问题，大家也看到了。但是，在教会的会上，他们这样讲，我心里也接受不了，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们造谣。

我想，就是我没有入党，不是学生党员，也会出于民族自尊挺身而出。

我的问题是，您怎样看待西方宗教渗透和颜色革命的关系？

司马南：谢谢，您提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我有与你同样的经历——为探得究竟，参加了一些所谓的“差经班”。也许凑巧，我们遇到的是假借宗教以搞准政治的团队。

各种基督教宗教团体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是为了进一步操纵颜色革命，并为颜色革命所需要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基础的建立服务。这些人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宗教组织和信徒，教诲、宣扬和灌输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念。

可以肯定地说，每一次“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宗教团体的影子。这拨人在中国闹得很欢，据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副教授冯崇义先生专文[见《〈零八宪章〉与中国困顿的自由主义》Charter 08 and Chinas troubled liberalism）]介绍，这群人在中国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具有掩饰性的中性名字——基督教自由主义者。

所谓“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中国政治景观中的异动现象。

异动之鲜明标志乃为从政治到宗教的路径。

所谓中国政治活动分子从政治走向基督教的旅程，开始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远志明，此公在海外一头扎进家庭教会组织，一边吮吸奶汁，一边回过头来冲着很多在海外因为经济困顿思想苦闷而无出路的同胞使眼色，竟也招惹一些人跟着他成了“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另一位叫杨小凯，病逝之后被一些人宣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希望获奖人”，据称其也曾为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杨是否会得诺奖，我不好评价，但是，诺贝尔奖近年来愈发试图通过颁奖来蔑视中国、羞辱中国，这是事实。

冯崇义爆料说，最近几年，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并成为迅速扩大的“家庭教会”的领导力量。他们估算，中国“家庭教会”现在已拥有5000万至1亿成员。《南方周末》宣传的一个材料说，基督徒数量已经超过了共产党员。

在“家庭教会”中，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福音布道者的双重身份。在内部管理和外部联系方面，处领袖地位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逐步把“家庭教会”引向自由主义。他们的基本策略是“依法维权”，并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聚集点和变革力量。

他们骄傲于“家庭教会”现在公开组织礼拜、培训和其他宗教活动，结成联盟式构架，并以民主程序选举领导人，而“政府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他们致力于“为民主进程发挥间接的驱动力，为民主制度提供宗教精神力量和合格公民”。寄希望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民主化和基督教化（a big opening will be made fo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and Christianization）”，自己则滋润地在足够海外金钱支持下，扮演“中国全面自由的先驱”。

冯崇义提供的“活跃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名单”包括：

（该名单所涉及的人比较多，此处从略）

这些所谓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被人家成功洗脑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专门负责研究摄心术的人员，目前他们在大陆出版的《方舟》、《灵山》等非法刊物，专门假借研讨与宗教相关的政治议题和基督教信条来招募信徒。

这些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服从于美国敌视中国势力的对华战略。这种战略则每每与美国国内的形势遥相呼应。

“9·11”事件后，美国出现了新的宗教狂潮，小布什实际上处处强调基督教价值，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君不见其到中国访问期间，他专门找教堂过礼拜，还在北大演讲专门讲了一通基督教的神话。

美国的国家政策事实上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出反对“专制”、“暴政”，前国务卿赖斯点了6个国家为“暴政前哨”，前后一脉相承，均显示出浓厚的宗教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奥巴马与小布什的肤色不同那是真的，但是“政策的肤色”，表面上不同，事实上本质却一样。因为美国总统必须受控于国内政治，总统并不是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真正制定者。

所谓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在互联网上，对中国社会领导核心取而代之的“战术性讨论”甚至都是公开的。他们认为波兰社会转型的模式最利于自己作用的发挥。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头头30%以上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占波兰总人口的60%以上，这让他们羡慕不已。

有人写到：“在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中，波兰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中，30%左右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形成了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事实上的结盟。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和维权运动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波兰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的结盟。这个模式是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主要模式，对于这一点，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自觉。我们的问题在于还缺少一个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的力量联盟，这是大陆组织化的不利条件所决定的。”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来自于宗教的渗透与所谓维权运动的结盟，已经形成了现实的威胁。

后夹道2

感受基督教自由主义分子在媒体上兴风作浪

问：在中国闹颜色革命，您认为，通过宗教渗透是最严重的吗？能够与宗教渗透带来的危害相比较的，还有哪些方面？

司马南：据我有限的观察，宗教渗透情况的确足够严重，必须明确，宗教渗透并不是那么单一，而是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的侵入。因此，以宗教自由为其行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其与颜色革命的关系，一般人往往疏于关注，通过媒体攻势来抹黑政府丑化执政党传播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情况，往往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这方面，大家看的比较多了，只是对幕后的运作尚不甚了解。

明眼人可以从一批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兴风作浪来感受这种力量，他们的行为明显受到一些党内权力者的庇护，亦受到涉世不深年轻人的追捧。

某些浮出水面被西方舆论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借助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片面鼓吹个人权利，小刀割肉一般不放弃任何一个反对、羞辱、调侃、辱骂共产党的机会，他们把一切社会不满情绪和问题，都同“一党执政”联系起来，他们天天廉价地许诺，只要中国真心忘我地拥抱美国，服食美国人给俄国人开出的那个“终极药方”，实行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中国立刻就会变成人间天堂。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跨世纪病毒传播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正在一步步接近目的地。

冯崇义先生认为，这些西方刻意包装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的核心力量是一群中年学者，可称为“文革一代”。他慷慨地给出了这群人当中代表人物名单，列在最前面的几位均是略显赫的大学者。冯指出，“他们通过《东方》、《开放时代》、《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更自由的网络来传播自己的理念。”他们很善于把握分寸，掌握火候，以期不被有关方面抓到“有组织活动”的把柄。但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定期集会，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揪住任何社会都不缺乏的凶杀、强奸、自然灾害、人性丑陋、吏治腐败等社会负面新闻发动媒体攻势推波助澜，引导人们进入预先的迷魂阵，以期最终“形成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

所谓“核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但是，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力不可低估，若以美国的对华战略为背景，再看这伙人的作为，听听美国舆论机器对这伙人言论的具体策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后夹道3

美媒围剿下的“多米诺骨牌游戏”每每奏效

张西明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传媒一方面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别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在颜色革命前后，美国传媒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格鲁吉亚等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媒体的“重点进攻”。

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尤其影响到了那些较少接受苏联模式教育，而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

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不按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多年积累的“自由民主”宣传优势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的媒体攻势，一次次如法炮制，每每奏效，不乏成功范例。

2005年还是颜色革命先进典型，最近与其美女战友季莫申科一同被人民轰下台的尤先科先生，曾经在华盛顿受到小布什总统的亲切会见，到访前，尤先科宣布从伊拉克撤出1650名军人，按美国政府的脾气和小布什的牛仔作风，对从伊拉克撤军的“盟国”毫无例外都要大加挞伐甚至实施某种制裁，但此次布什没有对尤先科上台后就履行从伊撤军的竞选承诺予以任何抨击，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相反还承诺要帮助乌加入世贸组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网开一面”，是对尤先科推行“民主”、“革命”成功的奖励。布什把尤先科看做是苏联东欧地区推进“美国化”进程的“英雄和典范”，要利用其样板示范效应进一步推行更大范围的“革命”。

后夹道4

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本身带来诸多理论困惑

问：司马先生，今天回过头来看，除了好人坏人，除了居心叵测的阴谋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外，除了党遭到美国有组织的进攻以外，您是否认为有另一种可能？比方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到底往哪儿去、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人们，包括党内的高层自然地发生了分歧，仅仅是认识上的原因，仅仅是认识上的不同导致路线上的分野，没有阴谋，没有敌人，没有居心叵测？

司马南：我猜想，提问者一定是一个大好人。

因为他有一颗慈悲、善良、南郭先生一样的心。

但是，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利益问题，不同的利益代表者必须要寻求不同的表达，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利益的烙印。尤其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当虎狼世界的规则依旧在畅行时，我们自己淡化或者看不到这个问题，眼里看不到敌人，看不到危险到来，除了爱还是爱，眼里只有爱，作为弱者一方，无异于自取灭亡。

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种天才的直觉——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复杂的认识上的原因会导致人们本来出于同样的好心，却陷入纷争和对立。

我本人不否认这一点。

60年前，党和人民万众一心点燃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带来的直接结果，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立起国家工业化基本框架，民族独立、男女平等、荡涤社会积垢、普及教育医疗、提高人均寿命、扬眉吐气于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但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永远弥合不平。人们无法回避国人仍然贫困的现实，无法回避某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的现实，无法回避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本来牢固而神圣的信念在一部分人那里发生了动摇的现实。

正视历史的人应该承认，我们的改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的论断，均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活力与无限希望，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不需要我再引证和重复，但是，那时的人们大多料想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理论困惑。

首先，我们自己搞的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虽然名字几经变化，但终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缺乏一致性。在马克思先生的笔下，商品关系、市场经济显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寿终正寝之后，实行计划经济，不会讲什么产权理论什么公平交易。虽然《哥达纲领批判》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残存按劳分配，但同时实行产品交换而非商品交换，这么做的道理至为简单。“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要不咋叫共产党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曾经明明白白的社会主义概念在30年中，出现释疑困难，人们的思想出现从未有过的混乱。

其次，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平等等马克思本人在世时标准的社会主义指标体系，反倒在西方世界部分地成为了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好像经过基因组合之后的一种新动物，彼此有点相像了。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但是，毕竟理论上如何自圆其说成了一个大问题。

小平同志天才地从政治高度给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好办法——不争论。

共产党居然不论姓社姓资，这在当时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主张，辅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加上“三个有利于”的粗放标准，竟然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内容由此丰富和发展起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呼之欲出。

当时“不争论”，可以；

后来一段时间“不争论”，也可以；

更长时间“不争论”，长此以往下去，可以吗？

当有人认为“不争论”，便是“无理可争”，当有人认为“不争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当有人认为“不争论”就是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自甘当美国大家庭的长工，并把我们往那条道上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显然需要作出明确郑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