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夹道4

“立党为公”决定了“党指挥枪”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性原则

立党为公，立军为公，党成为人民军队的绝对的领导者，党指挥枪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性原则，这在中国军事制度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是一场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军队首先讲政治，其次才是军事，因为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军阀政治的土壤。这一伟大原则的贯彻落实彻底结束了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历史，使得服务人民报效国家成为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也许有人会问，服务人民与听党指挥什么关系？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个宗旨，亦为党的宗旨。

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请问，自建军以来有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了过去？

请问，有没有野心家成功地利用人民军队来达到实现自己野心的目的？

请问，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人民军队有没有背离党中央的指示，拒绝听从党中央的召唤？

请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有没有蒋介石麾下那样的纷争的军阀派系？

请问，新中国的60年里，有没有因为兵权掌控问题而引发社会动荡？

没有，迄今为止没有，令人叹服地没有。

“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这是邓小平爷爷的话，值得我们好好领悟。

各国的历史文化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因之，具体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普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军事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政党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党军关系的不同，不同的党情、国情和军情，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党军关系模式，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普世规则”，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民主水平”，逻辑上，说不圆；理论上，太霸道；实践中，行不通。

“多党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等等和好比是胡万林的芒硝药，好比张悟本的绿豆汤生萝卜，大大地不靠谱。

这里我顺便也替胡万林、张悟本先生正名：包括“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在内的西方军事制度模式，现在有一帮人正在卖力地向中国推销。自然打扮得很好看，说辞花里胡哨，什么“民主国家都……”啦，什么“普世原则必……”啦，颇具迷惑性。这种推销，是世界范围内总推销活动的一部分，概属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颜色革命”“民主化改造”的分支。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比胡万林先生、张悟本先生等因为贪婪和自大而触犯法律道德底线而危害社会严重不知道多少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芒硝散，你可以一碗不吃啊，绿豆汤，你没必要顿顿大腕喝啊，但是，思想上一旦中了招儿，觉得“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很好听，很耐看，心荡而神驰，信念发生动摇，被人家拿了魂，那就麻烦了。苏联、东欧、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等地区有大批的上当者受害者，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后夹道5

揣62亿黄金撒丫子颠了，蒋公给毛泽东留下“两个一”

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WHOLETY ，与西方的党PARTY，两个党本质上即不同的观点，成为先生的立论基础，很有新意，我本人乐意接受和进一步思考。

但是关于民主问题，司马先生是否注意到一种现象：正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扩大了民主，所以新中国后30年来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毛泽东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因为没有民主或者较少民主，所以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中国的经济才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人们对中国民主问题探讨，非常明显地分为两个时间单元，即前30年，后30年。毛的民主观念毕竟不是现代的民主观念。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问题……

司马南：这是一种貌似客观，实际上很不客观的说法。包括您这种说法在内，社会上有许多言论相当偏颇。这些沸沸扬扬的偏颇之词，归结到一点，就是借着民主问题向毛主席泼脏水，否认毛泽东及其战友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不承认人民革命的合法性，不承认人民革命的本质是人民自治和人民民主。

毛主席的政治理想充满强烈的民主意识，这个民主首先体现在他力图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平等社会，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此奋斗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为如何消除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努力。

今天，在座的同学们对各类腐败深恶痛绝，很多人从如何消除腐败的角度上寄予民主很高的期望，要我说呀，就因为这一点，大家应该由此而对毛主席心生敬意——因为对政府脱离人民的可能性，毛主席建国后说得最多，谈得最彻底，他的大脑一直处于高度预警状态。毛主席对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的警备级别一直是最高的，他不惜为此发动自下而上揭露执政党和政府工作阴暗面的大运动，来搅动一潭死水。

对于您这种说法，我倾向于不接受所谓“后30年因为扩大了民主经济才有长足进步”的分析，后半句陈述的事实和关于原因的分析，均建立在以讹传讹的基础上。

1949年的中国，蒋委员长撒丫子颠了，临走时带走了相当于62亿美金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布置下一堆特务。只给毛泽东留下“两个一”：一贫如洗，一盘散沙。

那时候，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

那时的中国，是飞机、汽车、拖拉机一样东西都不能造的国家。

文盲，占总人口80%以上；健康水平很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9岁，人称“东亚病夫”；人口最多，贫困人口最多，这个贫困水平，是经济学家笔下的“四类贫困”，即“最严重的贫困”。

建国之初，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靠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样一股精神，尝试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党和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的父辈奉献了他们的青春、智慧和才华，新中国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

实践证明，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类的说法是片面之词，经不起推敲。根据王绍光先生依国家统计局权威资料所做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30年我们的经济平均增长65%，这个数字，无论是在世界上同一时期各国间横向对比，还是与自己的历史作竖向的对比，都是一个足以令人振奋的了不起的数字。

韩德强教授也用对比的数字，将1965~1985 年世界各国的年均增长率，以及改革前后主要产品的产量及增长率列举出来，藉此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而主要产品产量增长更是说明制度的优越。韩德强教授的结论认为，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大规模地集中资源用于生产建设，是“先置坡，后置窝”的思路，因而人民生活改善较为缓慢，但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打下的物质基础，成为邓小平改革时代全社会的红利。改革开放政策恰是释放了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所积淀的巨大物质力量，方才取得如今的辉煌成就。没有前30年的成就，后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具体地说，在短短30年当中，清除战争创伤，恢复工业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成就啊。

特别要强调的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两场战争”打赢打平，奠定了中国国防力量的基础，打出了军威国威，使中国赢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国际地位。这一点我们某些同胞不太记得，或许认为不太重要，但是与我们交过手的美军不会忘记，他们刻骨铭心。

不仅如此，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教育事业、卫生事业方面，在毛主席的倡导下，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向基层、向群众，在有限的财力的基础上给人民健康以基本的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还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准的、有知识的劳动大军。这种有知识的劳动大军成了后30年经济腾飞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印度经济学家有个说法，印度的经济落后于中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的文盲率大大高于中国。

后夹道7

前30年，形成产业资本，后30年，产业资本扩张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所有的人都在学习。我的母亲从旧社会走入新社会，和她一起进入新社会的中国人80%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靠着扫盲班的学习，我母亲借助字典能念报纸，会写简单的字。我本人生于1956年，五六十年代的东北农村，冰天雪地物质贫乏，但是我们有书念，我的书念得还不错。

好比盖楼，只讲后30层如何坚固、美丽、时尚，而把前30层说成是豆腐渣工程，这种说法无论是出自什么样的理由，在逻辑上都是可笑的。

再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发育，小时候是打基础长结实，后来才是个蹿个儿，你能把蹿个儿阶段的生长速度完全归结为蹿个儿阶段吃的那几碗米饭吗？

再好比一个孩子念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一口气念下来，你能把功劳统统算到博士导师的身上吗？

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效用”的概念，最后的馒头也只是馒头。最后的馒头，不能否证前面吃下去的馒头属性与功用。

王绍光教授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有比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从健康角度和受教育角度看都是如此。

王绍光先生还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看前30年，他披露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水库大大小小八万多个。现在，我们的水库比那时候还少了，不知道计算开放前GDP的时候，有没有算进去。还有农田基本建设，如果说1978年包产到户本身就能使农业生产上去，那解放前早就应该上去了，可事实是，直到1984年，粮食、油料、棉花都上不去。

胡鞍钢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和计算发现，毛泽东时代的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标，从“极低”上升到“中等程度”。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HDI最低的国家，仅为0225，低于当时的印度（0247）。到了1975年，中国的HDI达到0521，达到了中下等人类发展水平。韩德强教授则引用一系列数据，反复比较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具体差异，得出审慎的结论，即那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国家发展模式有问题，人为灾难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的发展并不逊色， 最重要的是，前30年的积累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创造了起飞条件。那种上了房之后，一脚踢翻梯子，歪着脖子不认账的偏执理论是典型的混账理论。

温铁军教授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资本投资趋向于零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以成规模的劳动力的低成本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所以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后来30年是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进一步扩张的过程。

简单地说，没有前30年的基础，一切无从谈起。至于“民主在这里是不是一抓就灵”，活到我这个年纪，一般是不太相信奇迹的。多元函数值的结果，取决于N多个变量，现在你要我们相信X1可以决定一切，岂非笑话。

民主要真那么神，菲律宾、泰国早就超过日本了。民主要真那么神，去年我去过的那个颜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不会社会乱作一团经济一塌糊涂了。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校长在中央党校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对前30年后30年的概括说法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无数困难，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正在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这段话，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只承认后30年，竭力否认前30年，习近平的话是一股脑地，大呼隆地，整个量地，总体地讲到60年的成就，但是，他特别强调了“旧中国的一穷二白”，强调使用了前30年人们熟悉的豪迈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明显地把“克服无数困难，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前30年的成就，并将其与“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并列起来，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关系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