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尼丝压抑了很久的仇恨，像一条死鱼那样浮上水面：“哼，波士顿的牛人，我倒是还能够想起你当年的样子，那时你还个五岁的孩子，整天缠着我要吃爆米花。”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旁观芬奇一家人争吵，就像看一部色情电影一样令人心痒难耐。它使得我们急于在自家里如法炮制，一试身手。

“哼，没错，你就是个该死的劣等母亲。”当天晚上回去，我或许会这样冲着妈妈喊叫。

“那么你呢？你是个自私透顶的混帐儿子！”

即使芬奇大夫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竭力为大家的表现鼓掌的话，他也会不失时机地大声怂恿。“太棒了孩子们，就要这样发泄你们的愤怒，”他的嗓音盖过了屋子里的噪音，“发泄出来，发泄出来，都发泄出来！”

我有一个亲哥哥，年龄比我大七岁，有了他我的生活才变得完整。我始终怀疑，他的人生是不健全的，缺少某些本质的东西。他不必经常去电影院，就可以保持活力，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试图告诉他，我将来要创建一座美容帝国时，他总是建议我最好做一个管道工。我哥哥——特罗伊，不像家里的其他任何人。他不像我妈妈那样，经常陷入疯狂的状态，也不像我爸爸那样，总挂着一张比油漆马路还要阴暗十倍的脸。

而他也无法理解，我为何重视所有与众不同的事物，或者是闪闪放光的东西。

有的人认为我哥哥是个天才。有一点确定无疑：他能够给电冰箱那么大的计算机安装程序，当时他才有十二岁。到了十五岁那年夏天，他就能从A到Z，逐条地阅读大百科辞典。不过，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我觉得他的人生缺少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明星素质。

“听我的好吗，让我帮你把胡子剪掉，你看上去就会更帅，就像大明星里梅杰斯。”我手里挥舞着剪刀对他说。

“呃？”他嘟哝着说，“那人是谁？”

我哥哥和别人沟通，通常只用这一种方式，就是低声嘟哝，或者鼻子里“哼”地一声，表示不屑。你可以想象，这或许是来自于某位远祖的恶习。

如果在饭店里就餐，招待员把菜单拿给我们时，他会从正在阅读的技术手册上抬起头，几乎是不假思索，声音响亮地说：“我要一块肉饼，还有五杯冰镇茶水。”事实上，他说出这句话时，服务员小姐刚刚走到桌子跟前，还没来得及说：“您好——”

我妈妈把我哥哥这种相当粗鲁的个性，归结为我爸爸低劣的教育所致。“可怜的特罗伊，”我妈妈说，“都是他那个该死的狗娘养的爸爸，让他的心破碎了，害得他简直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我哥哥会看看我，嘟哝着说：“我看上去，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说：“嗯，反正你不是太精明。”

对我来说，他倒不是特别令人沮丧。他似乎没有任何情感，有的只是恶作剧和幽默感，却要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以牺牲别人的感受为代价。

有一次，他深更半夜给我爸爸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抓起来了，因为我喝了酒，在北安普顿大街上到处游荡，需要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我爸爸很是震惊，不过也不觉得有多奇怪。等他穿了衣服，拿上钱包以后，我哥哥又把电话打过来，告诉我爸爸这是个恶作剧。“特罗伊，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我哥哥嘿嘿地笑着回答说：“好吧，以后不这样了。”

十六岁的时候，他从我们住在利弗雷德市的家里搬了出去，所以，他从来没有和芬奇大夫家里的人打过交道。他见过他们，认为他们全是疯子。他也认为我们的父母是疯子，而且尽可能地远离他们。他为KISS摇滚乐队设计电子吉他，因此我对他有着某种敬畏之情。

有一次，他还让我作为乐队歌迷的一员，和他们一起随队旅行。他们在纽约的拿骚体育馆表演，而我哥哥不仅为我全程买单，他还开着一辆白色加长型轿车，特地到机场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