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Georg Blume）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当今中国社会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政治党派、地方黑势力以及暴力团伙都会争权夺利。部分群众也会被煽动起来闹事。这种恐怖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他继续到，“中国人从来没有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西方式选举，哪怕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都没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确是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危险时刻。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

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抗议。中国人想要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愿意继续等待自上而下的调整。

想要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1984年，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试验阶段，实施的是“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它的本意是通过设立优惠的价格体系为国企提供支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政策也为买卖这些利益打开了大门。商品几经转手之后从国企非法流向市场，价格几乎翻番。商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市场来决定的，对此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该项政策非但没能使国企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而且还为二道贩子提供了便利，这其中也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官员。1988年，国企大量利润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中。

可以想象，这种滥用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涉及这种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憎恨开始蔓延。北京的《经济日报》曾警告说，“倒卖商品的官员正在为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份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