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家。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0,000减少到了90,600。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因为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天安门事件。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民主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腐败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邓小平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新年社论中，《人民日报》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邓小平。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束缚。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着名南巡和一些继续改革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人们的争论才逐渐平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举行的时候，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和南巡讲话已经使得党内观点达成一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淡去，一个新的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来某个时候，中国需要再次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国家也需要不再以1989年作为否定中国今天成就的理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