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得考虑将减少贫困现象作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当政府注意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首先削减的领域中常常有海外发展援助 但不应该这样。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池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负责人萨基寇·福库达帕所写，“问题不在于富国能做更多的事，还是不得不在比如国防和减少世界贫困现象中做出选择。既然只需要拿出不到国民收入的1％，问题仅在于他们是否把消除世界极端贫困现象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应该把发展援助，而不是把美国和欧洲支付农业补贴这个既浪费又不公平的制度，放在更高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每年花费大约3，000亿美元支持他们的农业部门 比他们花在发展援助上的资金的5倍还多。这笔慷慨的资助鼓励农民生产出多余的农作物，然后这些剩余农作物就被倾销到发展中国家。

如果富国决定结束农业补贴并取消对从发展中世界进口物品的关税壁垒，结果会是戏剧性的。发展中国家收到的每一美元援助，因为不平等的贸易壁垒他们都会失去两美元。市场自由化两条路都得走，这样发展中国家开放不只会面临严格的富裕世界贸易规则。

但仅仅取消贸易壁垒不能解决问题。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重债务负担，是任何减少贫困策略中至关紧要的部分：一旦他们从倾其所有财力偿还巨额贷款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政府就能将更多的钱用在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健康和教育上。七国领导人曾承诺取消42个穷国欠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务，这42个穷国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为“严重负债的穷国”（HIPC）；截止到2003年9月，21个国家本应该完成HIPC行动，他们的有些债务本应该得到宽免。事实上，只有8个国家达到了这一步。援助机构批评了进步的速度缓慢，也批评了他们所察觉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不愿带头宽免债务的事情。

很清楚，为了建设重要的发展基础设施，像学校、医院、自来水和卫生系统，会需要大笔捐献的资金投入。但资金应该以补助金的形式，而不是贷款，因为许多这样的国家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还要承担更多的债务。这种援助还得是有效的，在合适的时间给需要的人，要明白大笔资金的投入会扭曲一个社会。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总结了捐资者和接受者的范例。在捐资者方面，援助应该鼓励将决策的权力下放（由本地的社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决定），协调计划和方案应与国家的需要一致，负起责任来，而且援助不应该附加特殊条件。在接受者一方，应该有制度上的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促进良好的管理，更广泛地参与发展问题，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个人的）监督水平，以增加可信度。简单地说，捐资者能做很多事来确保资金流向需要的地方，接受者可以确保通过给社区群众发言权将资金用在适当的事情上。

发达国家还得准备与较穷的国家分享技术以帮助他们。这不仅仅意味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尽管这很重要，还要帮助研发药物来抗击发展中世界的地方病，并帮助提供洁净的替代能源来减少污染和降低燃料开销。提供培训来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这可能是所有帮助中最有价值的：例如，海佛慈善团体以赠给小农户及社区家畜和培训的方式帮助这些家庭。一旦农场重新运作起来，接受者接着通过将他们家畜的后代赠予另一个贫困的家庭以“把礼物传递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确保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使富国更富裕上。好处得向两条路流动。在世界贸易组织坎昆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把贫困和贸易的问题放到了世界议程的首位。现在该轮到发达世界起来面对挑战了。

坎昆谈判的前夕，英国大臣戈登·布朗后来写道：“数百万人会将全球化要么看作一条实现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平的通道，要么是富人的阵营”。发达世界没有多少时间改变全球化的进程，但做需要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难。实践我们的承诺，给人民发言权，公平行事 这些事情好像都很合情合理。事实上，那些看来至少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