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出于工作和薪水方面的考虑之外，很多学者之所以对自由市场持怀疑态度，其中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生以此为业。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留校任教，在象牙塔中度过一生。在这里，他们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同行评价。教育也许是唯一一个自产自销的行业。这就如同汽车公司只把汽车卖给其他汽车公司的员工一样。这就促使学术界只关注理论，而对现实世界的实践重视程度不足。同样，无论是作家，还是学术评判者，也都可以在毫无行业经验的情况下立足于业内。

尽管我的绝大部分职业生涯也是在学术界中度过的，但对于我而言，最具教育意义的经历之一，却是来自于在1988 －1989 年担任美国量刑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首席经济学家的那段时间。该委员会负责对违反联邦法律的个人或企业进行量刑，这段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从内部审视美国刑事审判体系的机会。我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在学术刊物上进行的辩论，很可能过于脱离现实世界。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作家、学术评判者抑或编辑，都很有可能对他们所讨论的制度一无所知。

当这些经济学家只专注于理论之时，往往会想当然地充当起“中央计划员”的角色。他们的职责就是确定企业应收取的“正确”价格并采纳“恰当”政策，可是，他们对市场动机不能鼓励这些企业主动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却置若罔闻。然而，更大的问题则在于，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试图精确地计算出适用于商品的补贴或税收数额，以保证企业总能卖出数量“正确”的商品。

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理论上可行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却很难行得通。弗里德曼和妻子罗斯通过研究发现：

政府是一种我们可以试图用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希冀通过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按我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去生产我们所需要的干净空气、水和土地。遗憾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关键因素，同样也会导致政府难以实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以政府来纠正市场失灵的企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以政府失灵取代市场失灵。

20 世纪70 年代的那场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政府价格控制，将会给每一个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留下永生难忘的印痕。在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今天，人们也许会抱怨油价太高，但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加油站无油可卖的情况，在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而在实行价格控制政策的那段时间里，整个地区断油而导致无油可卖的加油站却比比皆是。

集中规划自然有其诱人之处。毕竟，让大多数人理解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市场和不计其数的独立决策者中产生市场效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自由经济同样也有其不可估量的优势。在诸多市场决定因素当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让企业独立决定能精确反映其全部成本及其顾客偏好的市场价格。而分析师和政治家，即使是经历数年的寒窗苦读，也不可能穷尽形成任何一个价格的所有因素。要对一个价格作出精确规划，几乎不可能，而一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所闪失，就必然会导致市场短缺、黑市或是其他有损社会福利的市场扭曲。简而言之，只有自由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各取所需。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价格为我们创造了满足他人需求的动机。尽管计划经济曾有过形形色色的伪装面具，但自由经济会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丰富多彩，这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