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召集油价听证会的议员最关心的，似乎只是找到一个替罪羊，为大家提供一个肆意攻击的出气筒，而不是对决定价格的众多复杂因素进行评估。事实上，议员拜伦·多根(Byron Dorgan) 在不经意间就承认了这一点，他指出：“尽管我们都不懂价格……但我们却看到了消费者的痛苦和公司的赢利。”于是，这些议员决定采取种种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去终止这种“价格欺诈”的行为，即制止灾害期间的价格上涨。但遗憾的是，实际上，这种暂时性的价格上涨恰恰有助于供给的恢复。

其中一项提案，就是曾在20 世纪70 年代让美国人备受煎熬的措施——价格控制。政府控制价格的结果只会事与愿违。假如没有对灾害之后的高价格和高利润预期，石油公司就不能大量储存汽油。在这种情况下，当飓风真正到来时，必然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供给短缺现象。最终的结果自然不难预测：只有那些愿意而且又有能力排一天队的人，才能买到价格控制下的低价汽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限价汽油为消费者省下的钱相比，等待的机会成本( 假如人们利用这段排队的时间去工作而可能挣到的钱) 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支持“价格欺诈”和反对价格控制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如果禁止酒店采取价格欺诈，自然会导致更多的人在飓风扫荡之后无家可归。尽管没有人愿意住高价酒店，但我们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灾难期间找到一个避风躲雨的栖身之地，此时，酒店也许就是不得已的最佳选择。但是，随着酒店逐步提高每个房间收取的价格，有些人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与他人同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习惯于让孩子和大人分住不同房间的家庭，很可能会选择挤进一个酒店房间，而不会为了继续原来的生活而花高价多占一个房间。当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时，甚至朋友或邻居也会选择入住同一所公寓。因此，选择同住的人越多，就能省下越多的房间，留给其他有可能无处栖身的人和家庭。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也许已经习惯于闭门造车，执迷于理论争执，但有两点我们却无法否认：首先，在需求增长或供给下降时，价格就会上涨；其次，价格控制会造成供给短缺。当然，这就是20 世纪70 年代实行汽油限价的后果。持续不断的汽油短缺现象，给美国人带来的完全是一场灾难：人们为了给汽车加一次油，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但在限价政策取消之后，供给短缺似乎在一夜之间便荡然无存。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价格控制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呢？

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时滞。在实施价格控制的初期，人们往往只能看到限价带来的短期效应，但直到一定时间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供给短缺带来的恶果更为严重。我们会发现，要把短时间内发生的两个事件联系到一起并不困难。不妨设想一下：假设从点燃一根火柴到这根火柴引起火灾，这中间经过一天的时间。有些人也许意识不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这期间的24 小时内，还发生了很多会引起火灾的事件。　　

假设政府准备把明天的最高油价限制在今天的水平上。我们会意外地发现，价格控制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供应量出现暂时性的增长。如前所述，由于未来存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因此，石油公司必然要囤积一些额外供给。未来涨价概率越大，公司囤积的存货就越多。但

在实行价格控制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可能对未来价格做出上涨预期。结果，他们就再没有动机囤积更多存货，供给随之下降。

一旦控制油价，消费者即会发现：价格被抑制在较低水平，市场供给则会提高。一旦用尽额外库存( 这个过程要用掉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市场短缺就会随之而来。在实施价格控制时，企业并不会马上把所有的汽车倾销到市场上，因为市场价格完全有可能下跌至控制价格以下。

由于这种时滞效应的存在，人们常常把供应短缺归咎于石油公司，而不是价格控制。在3 家美国电视台对1973 －1974 年和1978 －1979 年这两次汽油短缺进行的报道中，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在这两次电视讨论节目中，只有18% 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为第一次危机承担责任，另有19% 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是第二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同时，认为石油行业是这两次危机罪魁祸首的人，分别为32% 和41% 。

汽油并不是唯一一种始终承受着价格控制压力的商品。针对制药业进行的争论，同样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事例。除了美国之外，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个行业都面临着限价煎熬。很多年以来，美国人一直对邻国加拿大的廉价药品心存嫉妒。在加拿大，严格的价格控制和全民性的社会健康保障体系，使得其药品价格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现在，美国人也想享受这种廉价的药品，许多州政府，比如说伊利诺斯州和明尼苏达州，甚至已经开始在美国境内转销这些实施价格控制的国外药品。从根本上说，这就相当于把加拿大的价格控制输出到美国。

美国的本土企业在新药开发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开支，美国人也因此支付着高昂的价格。一旦开发成功，与不菲的新药研制费用相比，其制造成本较低廉，而制药公司也心甘情愿地按仅能补偿生产与分销费用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销售自己的新产品。

另外，美国人却通过高价支撑着新药的研发成本。难以置信的是，仅占全世界人口5% 的美国人，却承担着全球药品消费支出的50% 。实际上，美国也是世界药品研发成本最大的承载者。这也许有点不太“公平”，因为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应为这些新药分担一部分研发成本，如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是，如果美国的药价由于再输入而大幅下跌，制药公司就不得不停止很多新药的研发工作。

如果允许在美国境内出售国外限价药，马上会压低整个美国市场的药品价格，导致制药公司削减对新药研制的支出。尽管那些刚进入研发阶段的产品会被束之高阁，但很多几近完成的药品研发还是会进行到底。当人们发现市场上的新药越来越少时，应该埋怨谁呢？在更

多情况下，人们对政府限价政策的副作用视而不见。与此相反，政治家、编辑记者乃至大多数公众，恐怕会一股脑地对制药公司不能恪尽职守而口诛笔伐。

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到的是：真正摆脱药品限价的压力，将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废除价格控制就意味着，一旦取消限价政策，人们就必须接受更高的药价，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然，也许是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就能在市场上看到全新的、更有效的药物。为了研制新产品，医药公司甚至需要重新设立新的实验室。但糟糕的是，制药公司也有可能不愿开展新药品的研发，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将来会实行价格控制政策。

总之，尽管消费者可能会因飓风之后的油价上涨而感到自己在被敲诈，或是觉得国外药品的市场价格更为低廉，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种微妙的市场机制正在发挥效力：增加产品供给，消除市场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开始发挥作用，而它最终所能实现的效率，将是任何政府的强制控制所无法企及的。

著名演员兼经济学家本·斯坦恩(Ben Stein) 对此的总结也许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曾写道：“诚然，我也憎恨能源价格中的投机性溢价。同样，我也希望不必给汽车加油支付这么高的价格。但是把罪魁祸首归结于共谋，并认为政府管制就万事大吉，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无稽之谈。我们只能让自由市场，让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经济理念，尽情地发挥其魔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