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街上我经常遇到以“经济改革”、“公开透明”和“社会主义”为名义示威抗议的人群。在这些人中间，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儿的身影，她就是十六岁的中学生艾拉。

她长相出众，性格张扬，是我喜欢的那类姑娘。看到她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桑迪。对那种带褶边和领结的校服，艾拉根本看不上眼，从黑市买来的黑皮夹克、里维斯牛仔裤才是她的首选。她既不爱长跑也不爱跳高，上体育课时常常忘记穿运动服。她爱听德国的“蝎子”乐团，还有苏联的重金属。 “that what we need for our future ”是她说得最娴熟的一句英语。

在我为《活力》撰写关于苏联改革状况的报道时，她的一些高论总是会成为我引用的对象：“以前是学校老师说什么，我们就鹦鹉学舌地跟着说什么；现在我们要的是‘公开透明’，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人说自己想说的话。”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朝我胸上来一拳，邀请我去她带的班级旁听。她这个师范实习生每周在小学教一次课。学生们集合开会时，她是个活跃的领军人物，总是挥舞着双手，黄色的发辫甩来甩去。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她大声动员：“我们必须把校长罢免掉。学校是学生的，校长当然应该由我们直接选举！” 艾拉在我眼中简直就是第三十六中的戈尔巴乔夫。

有件事情让我颇为不快。从罗斯托夫回莫斯科的路上，《视点》节目的主持人对我做了采访。这个节目在苏联非常流行，节目制作者习惯以轻松的手法处理在当时看来尚属禁忌的题材：阿富汗战争，对列宁的个人迷信，色情业……

主持人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向我发问：“你是共产党员，但同时你又声称自己在联邦德国从事的是青年运动，请问这二者如何统一呢？在苏联，共产党员是最不受青年人欢迎的！”我一边暗自纳闷，苏联电视台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传播的到底是些什么观念，一边有点语无伦次地解释说：在联邦德国，共产党人属于和现有体制对抗的派别，是革命派，而非保皇派。

当苏联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民主德国却还在原地踏步。统一民主党的理论家库特 哈格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难道邻居家换墙纸了，我们也要跟着换不成？”《旅伴》等苏联杂志也被禁止在东德发行。

德共中央主席赫伯特 米斯多年以来一直强调说：“即使骆驼能钻过针眼，西德共产党也不会从和苏联团结一致的路线上偏离半步！”而转眼之间，许多需要抉择的问题却摆在了我们面前：是赞同苏联，还是赞同民主德国？

信仰之战首先在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打响。在共青团开办的一个研习班上，我读到了罗莎 卢森堡的著作。当时西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走的是亲苏路线，所以不提倡阅读卢森堡的作品。我读的是有关“十月革命”的一段：“没有普选，没有畅所欲言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论战，任何公共机构都将枯竭，成为虚假的摆设，官僚主义将成为其中唯一活跃的成分。公共生活会逐渐陷入昏睡状态，几十个精力过剩、理想主义情怀过剩的党派领袖将成为统治者――他们当中倒是真的会有那么几个杰出人物；而工人群众中的精英分子会时不时地被召集起来参加大会，为的是给领袖们鼓掌欢呼，给摆到面前的决议投赞成票。”――这让我想起了在青年大学时的那些集会――“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精英统治，它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们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