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斯大林的罪行被公开披露。1956年，苏联共产党只承认斯大林犯过“错误”，但谈起具体问题来却总是遮遮掩掩，故意含糊其辞。如今，苏联媒体就斯大林问题发起了全面性的大讨论。根据揭露出来的事实，斯大林不仅对反对者施加迫害，甚至对共产党人也大开杀戒。“目的高于手段”――这位独裁者的追随者们是这样为他辩护的。在1927年被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21个成员中，到1939年为止只有两个人还尚且在世：一个是以大使身份居留国外的亚历山德拉 柯伦泰，另一个是斯大林自己。在死去的人当中，有三人在大清洗前死于自然死亡，其他的16人不是被枪杀处决，就是被刑讯逼供折磨致死。

苏联战胜法西斯的时候，正是斯大林集权在握的时候。斯大林的拥护者们说，必须看到他作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我在发表于苏联经济改革年代的文件中读到：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仅同样可以取得胜利，而且不必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因为在“二战”爆发前不久，斯大林曾对苏联军队高层展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清洗：5名陆军一级指挥员中有3个被杀；10名二级指挥员全部被杀；57名军长中50人被杀；186名师长中154人被杀；16名一级和二级军代表全部遇害；28名军政委中25人被杀，64名师级军代表中58人被杀，456名团长中401人被杀。

当我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披露的史料数据在《活力》上发表出来之后，那些表示不满的顽固派们争相回击。读完我那篇关于改革中的罗斯托夫中学的报道后，狗子还颇有微词，连我的球友贝蒂也觉得我的立场有问题。而现在，我更成了一个胆敢批判革命领袖斯大林的罪人。本来我还希望哪天能和贝蒂相好一场，结果在这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我和她打招呼时，她只丢下一句话：“我只当没你这个人。”她的话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政治观点上的分歧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私交，朋友常常顷刻转为仇敌。我对面的狗子搬到另一张办公桌去了，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要是每天让我对着一个叛徒的嘴脸，我非吐了不可！”。虽然我和他在以往有过一些不快，但从此失去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旧友，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在我们的关系破裂后，他恐怕比我还难受。对于他来说，党员就如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我抱有的那些危险的新观念破坏了他的大家庭。

好在还有其他同志，他们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和鼓励。西德团中央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他们大胆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新思维”。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学生同盟”的成员也同样如此。但在西德共产党高层和地区领导当中，拥护旧思想和民主德国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占了多数。

我对未来满怀期待：共青团已经旧貌换新颜了，接下来就轮到党组织了；苏联改革了，接下来就轮到民主德国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风潮将席卷全球……

桑迪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一定像我一样在为苏联传来的消息欢欣鼓舞，在为倡导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而努力工作。

“环保”运动向来被视为阶级斗争次要战场上的内容，如今它却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团中央发起的环保号召并非如贝蒂批判的那样，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废话，那些措辞也绝非出于疏忽大意的错误表述。我在《活力》上发表多篇文章，猛烈抨击汽车这种环保杀手，并且预言说：“在未来，汽车最终将被自行车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