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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实惠节俭。某年月日，陕西某厂职工刘某接到老家天津发来密电码：“无机不结证”。他百思不得其解，跑到邮局一查，答复：“电文无误”。刘某就使劲去想这电码到底何意，莫非“症”乃“证”之误写？这么说家里谁病了？于是又转到医院问询，一位老“郎中”对着电报沉思片刻，肯定地说：“是的，有这种病，不多见，但犯起来很厉害。”刘某顿时急火攻心，立刻告假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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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仆仆赶回津门，嘛事没有，于是拿出电报来，弟弟一望便笑，说只因自己要结婚，女方提出没有缝纫机就不领结婚证。因此草拟电文：“没有缝纫机女方不领结婚证。”，想让当工人的哥给买一台，赶到邮局一发，又嫌字多，因而简化成了“无机不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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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乃北京门户，一日往还，就像走了一趟大户亲戚。正如成都到华阳―――县过县（又引为现过现，多用来表示麻将桌上不欠账），很多风俗两地差别不大。

北京人爱侃，天津人也爱闲话。只是，天津是一个租界城市，洋商人与小部分本土下野政客，住着洋房，而大部分人分处五河下梢，人多杂思与心机，卫嘴子就这样来的。那嘴可不是只会“白话”，而是要用嘴来直接找吃的，不乖不巧早就得饿死了。所以，有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的说法，但真实原因也许可以分解为：一个老北京的生存比天津人要容易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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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靠嘴巴生存，某人正说着话了，就是正在找着生存的机会，你就得让他说完，不然就坏了他的生路，这个我是有过专门试验的：有一次，我找一个正聊着的天津人问路，他十分生气：你忙的是嘛？没看见我正说着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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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闲话，因为平素要把吃饭的嘴养着，所以，天津人总是在说话，不说就日月无光，不说个痛快就失了精气神，还有，说话也自然带着表演，一场一折，设计好了，套路陈式，总得追求最佳表达效果。因而，话都是多出来的，都是从随便一根枝头上就可长出来的，长出一个枝头就又可无限往下生发的，总之，话里是话，话中套着话。话既多，必有失，所以，还要先君子协定：哪儿说，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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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少有娱乐，只有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一个芝麻大的事，愣着连说十遍，于是芝麻也凑成了谷子，这当然还不够打发，因为还太单调，心里着慌，所以，眼前的一切均可供来消磨，那是个认真，细处的认真，普遍的认真，比如再说狗不理，那可是数好了的，１８个褶儿，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就常有天津闲人要吃之前细细地数去，搞不好就要闹事，而他才不把这叫闹事，他即使闹事也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感的―――不盯牢点儿，狗不理还不会毁在了你帮孙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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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也套近乎，套名人的近，可他们套的目的跟北京不一样，北京人是典型的拿大脸，给自己撑面子，可天津人只看实惠。林希说过的一件事很有典型性，他一位朋友到天津找一位作家，上了出租，说找某某某，司机立马说：找他啊，不早说。这话里就有了话，他这位朋友十分欣喜，少不得就问了：“认识？”“瞧你说的，怎么不认识哩？哥们儿多少年了。”司机一路热络着，就拉着这位朋友在天津兜起圈子，一兜不要紧，就兜出４０多元的车费，还以为遇上了好人，高高兴兴地到了作家家里，前后一说，方知自己上当了。原来这司机哪里认识什么作家？不过顺嘴一说的，只顾着挣自己的钱罢了。这或许也是天津人的一个特性，不大买名人的账，大概是从前听名人折腾，受名人吓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