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荡荡。次日清晨，空空荡荡，街上没有一辆汽车，作家在屋里埋头工作。“你看，博胡米尔，亲爱的，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人们都去打猎了，射杀之后，他们把猎物扛回家，然后烤熟，一口口地吃掉。”

安娜喜欢讲话。

“我要烧肉汤。我想在家里尝试一下‘一碗汤就像一碗饭’的想法，他们会抱怨的。而且还会吧唧嘴。做饭我是从婆婆那里学会的。我不是个感恩之人，但是说老实话：我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我本该从她那里，从我父亲那里，从我哥哥那里学会害怕，害怕体制，害怕单位，害怕一切的陌生，害怕生活，害怕上帝，害怕谋算，害怕彼此，害怕自己，害怕恐惧，或者说让自己不知道恐惧，这一切本来是我应该学到的，但是我什么也没学到。我本该从我寡语、顺服、被吓坏了的母亲那里学到少言寡语，温良顺从……”

安娜和她婆婆（未来的婆婆）的命运是在1970年1月交织到一起的，当时她只有十九岁，坠入了妇人儿子的情网，妇人则喜欢上了安娜。安娜被男孩带到这里，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并介绍给了未来的婆婆。女人观察女人，安娜看出男孩的母亲特意为了见她而化了妆，唇红显然是刚刚涂的，后来她在浴室里注意到，镜子上面的灯泡烧了，只有棚顶的灯是好的，于是她能够理解妇人脸上为什么堆了那么厚的脂粉，开始她确实被吓了一跳，因为妇人脸上的妆化得实在太夸张了，夸张得近乎怪诞，仿佛在一片无人之地堆了一堆水泥。

“我的公公看上去是一位倔强汉子，他看起来也显得郑重，温柔，和气，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做客。阿姨，叔叔，她喜欢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就这样商量妥了。在生第二个孩子时，他俩开始以你相称。莫非因为这次生的是个男孩？莫非由于我能为他们的儿子生一个儿子？莫非因为这个儿子以后可以继承他们的家姓？在我丈夫家那样声名显赫的大家族里，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现在您说说，老博胡米尔，要是我的家姓没人来继承，那又能怎样？……再者说，我的家姓太卑贱了，没有必要传下去，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卑贱与高贵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

虽然，也许是我错了。这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的思考。他们或许想要获得永生，所以才没有忘记，所以才不愿忘记……所以，他们不仅借助这种方式，通过孩子们活下去……他们还有别的考虑，比如说……别的……让时间活在他们的体内！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累积着，我们祖辈的时间，我们祖辈的祖辈的时间，历史的时间，国家的时间……或许，这也太夸张了。不管怎样，在这种家庭团聚的场合，我的公公和我丈夫他们，他们的兄弟姐妹，无论颓丧还是忧悒，仍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沉重的团结。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管是好是坏。”

“你们之所以能够抱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你们不是一场少女梦。”许多年后，安娜才总结出这个经验。无论有意无意，这种抱团的结果，使得一家人分化出“陌生人”和“非陌生人”。妻子们是陌生人，不过没有人敢或者想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一群怪物。怪物们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痛苦毁灭的并不是他们。在那些陌生人中，有的不安，有的胆战，有的平静，有的感恩，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癫狂粗蛮或者精心策划地找寻机会，或多或少地获得了补偿。他们同时拥有维持家计的能力和毁灭家族的残忍。

“你在用胸脯救一条冻僵的蛇。”

“我没有胸脯。”作家板着脸说（以某种方式，他自己也扮演妻子的角色，“就像海顿身边的女人”）。

“好在你们没有权势了。”

“对，这样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好。”

安娜的那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从客观上讲，作家一家不是一场少女梦。

“不错，从客观上讲。”作家一边脱衣服一边傲慢地说；一颗有隔膜的心灵，一个可以对抗的男人。

“不管怎样，我想假设一下那个场景，比方说在几百年前，我告诉我公公，告诉那位态度冰冷、有时也很开明的霸王：‘爸爸，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马上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您的孙子，将要继承这个无法复制、充满荣耀的名字 ——赫拉巴尔。’喔，他们肯定会不假思索地予以反对，根本不会问赫拉巴尔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出于常规。因此，贵族家庭的这种自我保护非常可爱。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

“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公公独处时，我只是看着他，冲他讪笑，给他唱《免税布鲁斯》。

可爱的小伙儿 / 你为什么烦恼？ / 烦恼能有什么用？ /

我爱你 / 别再烦恼 / 忘掉它吧 /

只要你也爱我 / 忘掉它吧 /

请不要填 / 那张可恶的 /

退税表 / 天已经亮了 / 别再烦恼

“我们互相看着，他扬起眉梢，我则抱歉地耸了耸肩。

“‘这个主意是你给我儿子出的吧？’他生气地说，并且轻轻拍了拍我的脸。幸好，他没有当真。‘不过你要知道，存在那种可以区分税收与关税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他补充道，而且让人感觉……并不亲切，好像话里有话，看起来他还当真了。”

安娜被她公公的风度所吸引。他的额头，他的眼睛，显得十分高傲，确切地说是自豪而谦逊；那双透着讥讽的眼睛，安娜从他的一位亲人的脸上早已熟悉；他的笑声，更像是笑给他自己听的，突然爆发，戛然而止；他讲话的方式顽皮风趣，格外聪明，极富智慧！他花白的头发（或者反过来说，好像白发中长了深色的头发），布满鱼尾纹的眼角，他的手让人感觉沉实有力，体型清瘦，跟学生一样，他与儿子之间的相似并非表现在身体的哪一部分，但是即便如此，他俩之间在本质与特征方面仍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沉默，他们一声不响、竖着耳朵偷偷地窥伺，他们窥伺的远远不止是效果，更是结局（是否流血？情况怎样？），他俩的宁静十分相似——沉默，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安娜开始只能这样想（后来也会想一些别的）。

一月份的天黑得很早，不过光线还是挺亮；但是厚重的深棕色窗帘已经拉上。安娜的婆婆不喜欢阳光，似乎对阳光充满怨愤。安娜从来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也许由于她头疼的缘故。婆婆经常一连头疼几个星期，但是家里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怎么改变，妇人的脸上毫无笑意，皱纹成网，面色晦暗，痉挛遍布，确切地说是缺少活力，就连她的影子也变得僵硬，但她还是照常完成所有的家务；只是比平时更需要安静，仅此而已。作家是家产的继承者。“在这些家族里总是存在着继承者……”）深棕色的窗帘，质地发光的深绿色被套，十分惹眼的黄绸灯罩，棕色，绿色，黄色——这些颜色深深刻进了安娜和她丈夫两人的意识里，看上去很滑稽，他们为此感到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在自己家里也不由自主地寻找这些颜色，找到这些颜色。

人们在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时拉帮结派，结成一对对同伙，结成短暂的、并不可靠的、目标不甚明确的攻守同盟，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这样的同盟确实存在。让安娜吃惊的是，各对同伙间的快速更换，这与成功与否并无关联（两个女人要比其他的人都更有效力，也更倒霉，正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她们是年轻的一对），让安娜感到吃惊的并非游戏本身，不是频频更换过程中的近乎无耻和缺少个性，不是其中稍带的被动懒惰（就跟任何游戏一样——安娜当时并不懂这些，她是在作家身边学到的；游戏的严肃性是一回事，游戏之外的严肃性是另一回事），要知道这一切是由两位严肃的成年人安排的（因为她婆婆看上去就非常严肃，而她的公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真正让她感到吃惊的却是成年人的混乱。在她父母家里，一切总是井然有序。

她身上穿的那件浅绿色衣裳是她自己缝制的，所以一边肩上的布料有些抻着，出现了一些细小的波纹，无意的皱褶，因此在她时刻不停的揪拽之下，她乳罩的背带露了出来（在锁骨的部位）。“那件您自己缝的小绿衣裳。”只要作家提起这件衣服，他总习惯这么说。衣服的不对称，会让人误以为是由于乳房的不对称引起的。似乎一侧的乳房比另一侧的大。其实她两侧乳房一模一样。“看看我的闺女们，是谁遗传了我的身体。我有两副身体，其中一副较为消瘦，较为精壮，较为有力（‘无数个’的身体），这是我在我丈夫跟前展现的身体，另一副身体则较为圆实，较为温和（‘八个’的身体），我的大女儿得到了我的这副身体，小女儿得到的是另一副，现在倒好，我又怀上了第三个。这是一副饱经折磨、被孩子们和流逝的时光毁坏了的身体，这是一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臃肿的身体，不过我跟它处得不错，相安无事，我试图这样那样地强迫它，总之，我试图对它加以控制，想让它尽可能地轻一点儿小一点儿，可是它并不听我的，哎，不听就不听吧。

“上次，最小的女儿叫嚷着从浴室里跑出来，一副哭腔：‘哟咦哟咦哟咦，淹了！’‘什么淹了？淹了什么了？’孩子的父亲紧张地问，显然，他首先想到的是房子可能出了什么事。小家伙咧开嘴哈哈大笑：‘淹了，水把妈妈给淹了！’我丈夫和三个孩子全都站在浴室门口，一起咧开嘴哈哈大笑，活像是一组四胞胎。他们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没错，说得很对，确实如此，洗澡水真把妈妈给淹了。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好像是心疼洗澡水。我也跟着他们笑了一阵，但是很快止住了笑。”

“我们走，让男人们自己待着吧。”作家的母亲告诉安娜，然后两个人一起走进厨房。婆婆观察她，看着她将咖啡壶放到火上，然后习惯性地刷了两个盘子。看到这些她感到放心，她在这个清秀消瘦、远道而来的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这位刚进入这个大家族的陌生女孩尚不懂规矩，但不能一下子把她吓住?需要让她慢慢适应），因此，在开始的阶段，婆婆对安娜小心谨慎。与其说冷漠，不如说生硬。不过，初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女孩。她很耐心、持久、精确地扮演了“母亲第一次戏剧性地跟自己儿子的劫持者见面”的英雄一幕，但她对扮演这一角色越来越烦，经常觉得自己好笑，并且自嘲地挥挥手，安娜由此看了出来，她俩在一起会处得挺好。

她摸了摸安娜的脸。她的手柔似绸缎，动作很轻，味道好闻。皮肤红润，寒毛柔软。

“以后你也会变成这样！”她一边打量安娜的脸，一边小声告诉她。

她猜测，安娜是她儿子的甜蜜情人。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她都主动给这对年轻人创造亲热（做爱）的条件，准时得就像大学里定的课程表。当母亲的不仅不刨根问底，而且毫不担心地成全儿子，这让作家也颇感意外。若不是妇人盯着马路对面钻天杨上并非毫无价值的树梢出神，或者眺望寂静无人的游泳场那令人兴奋的空旷，由于安娜迫不及待地提早到来，两个女人好几次差一点在门口撞个满怀。在那些天的上午，妇人总是精心打扮（莫非她以这种方式进行参与？不，这么讲太夸张了），尤其她穿上那套面料柔软的黄色套装时，显得气质格外高雅，蓝扣子看上去有巴掌那么大，这是她讨厌的嫂子从米兰寄来的。从这身传统的装束上看，仿佛她是去电影院，而且让人感觉她只会去看匈牙利电影；绝对与时下的新潮相悖，库萨的《判决》，嘎尔的《高高的学校》，萨布的《情爱电影》，马克的《爱情》，他最喜欢的导演是扬裘。

她有时压低嗓子问儿子：“你们为什么要用整整一上午？”“妈，那您想我该用几分钟？”安娜回忆道：“我丈夫说，婆婆差一点就回答出来。就这么来去几个回合，倒也增进了我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我们是为了争夺她的儿子而战，不如说我们共同分享她的儿子。”

“虽然她喜欢我就跟喜欢闺女一样（她只有儿子），但没有送我们全自动洗衣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买的（我们丝毫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她很快给我们买了一台东德制造的洗衣机，同时还买了一台甩干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想来她也有四个孩子，她应该知道什么是洗衣服。

“我看到，我那有恋母情结的宝贝爱人在偷偷用眼睨我的掌心，试图寻找他母亲的手，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擦手油的擦手油，氟辛纳软膏！虽然我的手掌也挺粗糙，可惜那是另一种粗糙——很遗憾，我的大男孩……

“难道我婆婆想让我懂得什么是洗衣服？可是为什么呢？想来她心里很清楚，非常清楚，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假如我能够懂一点儿事的话，那我肯定应该懂得什么是家务活儿，不仅肯定懂得，而且还会一辈子守着她的儿子和她儿子的儿子，没完没了地干活儿。她还想要怎么样？我知道她心里非常清楚。‘希望你能用着顺手，我的孩子。’她自鸣得意地点点头说。她的这一举止可以用很多的词汇予以形容，但是最精确的是‘缺德’。她不希望我的生活会比她的好一点。

“我当天就把洗衣机换了（换成一台和她用的一模一样的全自动的）。她没说什么，只是和蔼地、并不带丝毫气恼地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我可怜的婆婆并不知道，我从生了第三个孩子开始就已经变得娇气偷懒，甚至提早备好了维也纳尿垫，我将用尿垫替代传统的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博胡米尔？因为我讨厌给孩子换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臭。现在您该明白我了。另外，您的同行总是回避孩子裹着尿布的那个部位，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可以说是‘政府级别’。绝对是世界文学！另外，他还回避孩子的哇哇哭嚷，其实孩子们并非在哭，他们的哭嚷反映了各种问题，不过有谁乐意对‘咿呀’与‘哼唧’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辨别呢？更不要说快乐的哭声了！况且，他有办法让自己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嚷，有什么办法？‘门’，他呵呵笑道，只要关上房门就可以了。我们的孩子也属于能够哭着哭着睡着的那种类型，这一招儿他已经试过百遍千遍，确实见效，我可怜的小家伙们吓得直尿裤子，被关在门后哇哇哭，这是他在文学圣坛上祭献的牺牲品，他并不在乎。”

“啊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作家的母亲心中暗想，“在你们以后的日子里，需要你这种倔强。”后来，她向安娜讲了许多故事，讲述她的生活，讲述她在这么多男人中间生活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在抱怨，但颇为自豪，“艰难”，她的话最后总是落回到这个词上；甚至有一些话，她从来没有跟儿子讲过，但她可以告诉安娜。或是出于良心，或是出于自责，安娜把婆婆讲给她的故事有所选择地（只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述给作家。

“婆婆一家于1957年搬到这里，原来的房主远去他乡……有一句玩笑，您听过吗？为了历险而留在家乡……博胡米尔，战争前我丈夫的家族非常富有，富得吓人，这么说吧，即使把贡托拉德博士与啤酒厂董事会绑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家族那么富有，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这时候，安娜偷偷睨了公公一眼，试着将他想像为一位王子——事实上，男人确实是被当做那类人养大的，他被训练成一位执掌一个地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主人——安娜试图从公公脸上窥伺到王子的面孔，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位满头银发的男人，一位颇具魅力、沉默寡言的父亲。

1951年1月，他们举家被遣送到外地。

安娜珍藏着一张摄于1952年的照片，那是婆婆有一次塞到她手里的。

“你把它收好，我的孩子。”她命令说。

照片上，三个农民站在田间，几个世纪的辛苦劳作使他们的胳膊疲惫地下垂，骄阳似火，紧系的衬衫领口遮住了半截粗糙的脖颈。他们之间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父亲看上去是这副样子，他们父亲的父亲看上去也是这副样子……其中一个站得稍稍倾斜，看起来比另外两个人站得倾斜一点。脸上挂着面对照相机镜头时应挂的微笑，眼里流露出极度的疲惫。在他比常人略高的额头上，汗珠子晶莹闪亮。他三十三岁。正处于生活的最低谷：被剥夺一空，被碾得粉碎。然而，他正值人们常说的“壮年时代”。他一无所有，只有家庭，可是家庭又有什么用？他能用三种语言写作、阅读、谈话（如同中了头彩），他是法律学和国家政治学博士；他是王子。在炎热的夏日晚上，在沉重苦寂的夜晚，他挂满泥土地回到家，儿子在门口等着他，那是个两岁的正在咿呀学语的金发男孩，他的名字在安娜看来，丝毫不是男人的名字。

斯大林死后，劳改营的大门打开了（“这些劳改营并不是死亡营，不管怎么说，那里并没有纳粹军人，只有秘密警察，虽然他们打人，不给饭吃，但还是不能拿它们跟布亨瓦尔德或贝尔根—贝勒森的集中营比，劳改营里打人，平白无故地打人，而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里则是平白无故地杀人，平白无故地将人送进毒气室，在我看来，这里连劳改营都称不上，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这里如果有谁生了病，会被送进疗养所，被送到阿契医生那里，他会说，‘你应该到矿井下去干活，因为你的关节红虽红，但并没有肿得那么厉害。’他要么就说，‘肿虽肿，但并没有红得那么厉害，所以他应该到矿井下干活。’只有当你病入膏肓、又红又肿的时候，才可能躺进疗养所，躺在地上的草包上。”），卫兵拍拍劳改犯的肩膀，“再见了，老伙计，你终于熬出头来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还让大家在一张纸上签字，证明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并且撤除了那些上方指定的管制住所。

被遣送者陆续获得释放，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显然并不是恶棍，只不过是劣等阶级而已——他们不能直接迁回布达佩斯，通常选择首都附近的乡村落户，从普玛兹到依尔德。“我先生告诉我，他们于1954年5月搬到乔班卡那套永远昏暗、半地下室的底层公寓，墙边总要放一个大号的铁锅，到了晚上就可以积满一锅水。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无自豪地回忆说，铁锅满了，或许这能表明他激情的强度——我婆婆在那里等着他们，她当时的年龄跟我现在一样，孩子们攥着父亲的手，屋子里堆满了玩具，这儿有一头笨拙的（破旧的！）狗熊，那儿有一只带斑点的皮球，还有一列用尼龙线和沙丁鱼罐头（黄色，丹麦产）的空盒串成的小火车（在锯末里拖出一条‘铁轨’，效果很理想），所有的这些以及装出一副喜庆面孔的父母让孩子们以为：圣诞节到了。他们并不在乎天气很热，‘树在哪儿，圣诞树呢？’我婆婆在房子前的松树上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彩色的衬衫、内裤，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她抬手指告诉孩子：‘在那儿，圣诞树在那儿，就在那儿，你们看！’……”

很长时间，作家和他的兄弟们都跟父母以您相称。

“妈妈，求您了！您能不能告诉小耶稣，请他把这棵圣诞树搬到屋里来。”——这棵树可真大真漂亮啊！是啊，小耶稣当初就该想到这点。不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圣诞树。他对小耶稣的古怪脾气感到不解。那时候，作家的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杯子和餐具颤抖了好久！这一天，男人正满三十五周岁；人生的一半长满了阴森的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