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狂奔2000》相比于《吞噬巴黎的汽车》，是一部更为纯粹的科幻电影，而且它对车辆成为武器有更多的探索，片中撞车逃逸是合理的，这个警察国家使用消费主义、电视以及暴力的运动来控制平民，引起无理的争斗。这部电影的主题和画面，还与威尔的电影以及诺曼·杰威森（Norman Jewison）导演的《滚球大战》（Rollerball，1975）十分接近。这种将运动中的暴力制度化的做法，与《吞噬巴黎的汽车》巴黎镇谋取生计的实用主义不相上下，在这三部电影中，一个模糊的权威总是宣称经济是维持现状的重要因素。巴黎镇镇长要求为“将来”付出忠诚和努力；《滚球大战》中的“团体社会”使用死亡的游戏，来转移市民对于他们缺乏权利和历史的注意力；在《夺命狂奔2000》中，只有少数人具有道德，发誓要终止这种比赛，但只能通过多种谋杀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杰威森电影中的幻想，巴特尔电影中的民粹主义，威尔电影中的寓言，都对现代社会中的暴力、消费主义和虚伪进行批判。这三部电影都没有一部像戈达尔的《周末》那样，充满着自觉的风格化或政治化的动机，它们的叙事形式和类型结构使得当它们隐讳地进行社会评论时，更易于理解，同时，也使得它们成功地成为其他电影制作者的灵感来源。吸取西部片和科幻片类型中的元素，《吞噬巴黎的汽车》显示出其受当代美国电影的影响，例如《复制娇妻》和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导演的《未来世界》（Westworld，1973），后期的澳大利亚电影混合这些类型中的元素，它本身也被反映在这些电影中（《疯狂的麦克斯》和《罪恶小镇》）。

《吞噬巴黎的汽车》、《霍姆斯塔尔》以及其他澳大利亚哥特式电影，在不同阶段的科幻电影中架起桥梁，它们出现在1950年代的美国电影之后，那时的电影显露出对非人化和顺从的恐惧（西格尔的《天外魔花》，1978年由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重拍），出现在1970年代那些描绘了社会被科技阴谋地控制的电影之前（迈克尔·克莱顿导演的《昏迷》［Coma，1977］）。这些电影在流行电影类型和对大众文化的极好的批评之间建立起的联系，概述了早期电影复兴运动中的二元性，重新采用了好莱坞的模式和艺术电影的手法。同样地，戈达尔的电影融合了艺术电影风格和B级电影元素（《精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1959］中的歹徒和《阿尔法城》［Alphaville，1965］中的科幻电影和黑色电影元素），《吞噬巴黎的汽车》可与其相媲美。对于类型惯例的修改以及叙事的风格这两者的结合，显露出威尔在电影表达上的个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