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其他学者也注意到的，仔细考察纳粹电影可以发现，这种文化产品也与纳粹意识形态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而且，我们同样发现，尽管不是很显著，但在好莱坞的产品中所表现出的散漫的、多样性的特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戈培尔对法西斯总体文化产品的宏大设想--将德国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看待--使我们再次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情景中，这个体制试图包容它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张力，而不是去解决它们。

我没有从考察纳粹主义的文化操作模式和它的文化产品这方面来说明纳粹文化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也就是通过文化分析来解释德国法西斯主义--我想考察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规定之下，其文化的不稳定性是如何发生的。尽管考察这个政体的宣传过程呈现出的特殊角色是很有用的，但这样一种聚焦方式会导致明显的公式般的分析，只会再重复产生意识形态规定的结果，而忽视了其中隐含的深层的文化现象。

我的分析内容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围绕与她们分散不连贯的历史方面的各种相互交错的话语，和从中显示出的女性气质。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中显示出的各种力量--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的经常的分裂--为解释第三帝国体制的含义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因此，我不仅仅感兴趣于将女性的呈现方式放在纳粹主义的文本中进行考察，而且，我还感兴趣于在国家社会主义规定之下的女性表象的文化描述和评价。因为她们与一个更广大的文化文本联系在一起，其中有3种形象互相影响、互相交流。换句话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详细说明纳粹党人控制手段的运用和操作，尤其是借维克多利亚·德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的术语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怎样管理和控制女性的。另一部分是要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以及她们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在纳粹文化中构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通过运用女性明星来说明一个较大的历史问题，并揭示出存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对女性概念的相似性之下的不稳定性，我可以提供一段在第三帝国中更加复杂的女性历史。

第一章考察的3个重要的、但没有太大关联的问题均建立在我对纳粹流行文化中女性明星形象的研究之上：电影政治学，女性问题和明星话语。我的目标是使用历史资料和理论工具将产品和单个产品的接受情况概念化，如明星身份和标志及电影本身。我认为建构起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话语，与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受压制的边缘的非主要话语都显示了充分的张力，它们为纳粹的日常操作提供了信息。它允许在纳粹社会主义统治下的文化产品在政治语境内可被读解，而不是纳粹文化的惟我独尊。

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下第三帝国的3位女明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Kristina S?derbaum）、莉莲·哈维和莎拉·莱安德。我选择她们是因为她们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的程度，也因为她们多变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涵盖了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中的所有女性明星形象。我将她们的明星特质、她们在电影中的角色和在纳粹时期其他分散的文化宣传中的女性形象加以对比和讨论。我的分析方法是将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交错放在最显著的地方--通过不同媒体，如电影、杂志、政治性文本、流行出版物的相互影响--在历时的和共时的社会分析中将电影的、文学的、非文学的成分并置。